写历史的小说家：邓贤

　　“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写作视觉从抗战题材和知青题材转向国共战争题材，这是一次全新的转型，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次全都碰上了，因此这也是对我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考验，可以看作对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全面把握的一个预热阶段。”4月18日，作家邓贤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作《大转折——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而在书市期间，他将带着《大转折》辗转于各大活动现场：4月23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办的“读书日”大型活动上，邓贤将对一千名大学生读者进行《历史为什么转折》的演讲以及现场签名售书活动。4月24日书市开幕之后，中南出版集团将举行本书的新书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会后接受媒体采访。25日中国出版集团举办第三届读者大会，邓贤还将作为作家代表向读者致词。

　　历史大题材作品很多事件都为人熟知，创作时最怕的就是放不开手脚。为了呈现内容更翔实、角度更犀利的作品，邓贤耗费3年时间查阅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数百本资料，作品前前后后共修改了近10次。他介绍说，《大转折》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从写作到出版过程长达4年时间，其间，邓贤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为解开许多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说：“这本书有别于党史著作在于，党史专家总结共产党怎样取得胜利，我则总结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政权怎样走向失败。”这本书也不同以往的历史著作，他牢牢抓住这两个灵魂人物，以领袖以及他们身后团队的精神、意志和智慧碰撞来透视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

　　从《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长篇小说《天堂之门》到《大转折》，邓贤的每一次创作，都选择不同的题材。他坚持认为，作家每一次写作都应该有理由，尤其是长篇，你为什么选择写这个而不是那个。

　　1987年，他本来预定写作一部知青长篇，在前往滇西采访途中偶遇塌方(这个地方就是赫赫有名的松山战场)。邓贤留下来，背着一只书包，独自在怒江峡谷里的旧战场上转悠了两个多月，采访上百人，又在云南省图书馆坐了半年，然后写出了《大国之魂》，完成了父辈的战争岁月的记述。

　　为邓贤带来更多声誉的，是《中国知青梦》;随后的《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等纪实长篇小说，为他赢得“知青作家”甚至是“知青代言人”的称号。他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那段铭心刻骨的经历和记忆，追忆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与失落。根据生活中一群返城后的老知青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投入改革大潮创作的《天堂之门》，反映了当年的老红卫兵企图以革命的方式来拯救世界，但是最后连自己也被时代的大潮淹没的悲剧。邓贤说，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代人注定的命运，需经过粉身碎骨才可能凤凰涅槃。

　　有时候，写作仅仅是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转瞬的一念。因为曾经在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境当知青，邓贤有过太多耳闻目睹以及与“蒋残匪”、“毒品王国”打交道的记忆。1998年，他在泰国开笔会，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金三角吗?停战了，国民党残军和昆沙都缴枪了。”就这么一句话，把邓贤的脑袋“轰开了”。这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流浪金三角》。“我曾经有幸见过一位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他为写作二战文学巨篇《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足迹几乎遍及欧、亚、非大陆数十个国家。我钦佩美国作家非凡的勇气和能力，他们用文学传达个人对于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思考，可是我们中国作家为什么走不出国门，用我们的文学去关注世界和人类命运?”

　　邓贤的纪实文学创作，是一次次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这与四川人比较会享受生活的印象大相径庭。邓贤说，这二者并不矛盾。“不畏艰苦地工作，幸福投入地生活，这本来就是一种完整的人生态度。我对纪实文学情有独钟源于对历史本身所呈现的精彩过程的叹服，生活和历史中隐藏太多超乎人们想象的精彩故事和精彩人物，你需要做的是去发现它，挖掘它，以及如何表达。”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邓贤最在乎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尺度。这个尺度最难把握，最具有挑战性，但是也最有开拓的意味，须知纪实文学的魅力和价值皆取决于此。“我认为作品就是存在于作家心中的一道风景，最终你必须将最大限度接近完美的作品呈现给读者。我不好说别人如何如何，反正我没有对自己满意过，这就是说，我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似乎从上小学起，邓贤就被写作和当作家所吸引。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个人的任何理想都变得模糊起来。直到下放边疆当知青后，邓贤重新开始产生写作的愿望和冲动，并且十分坚定，至今没有改变过。1971年，邓贤去云南省国营陇川农场插队，197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6年。“上大学中文系为的就是当作家，因为坚持这个理想而放弃很多别的机会，比如大学毕业分配给省委书记当秘书，比如1984年到美国留学，1997年移民加拿大等等都放弃了。我坚持认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毕生使命就是，生前活在写作里，死后活在作品里。这就是丈量一个作家生命的唯一长度。”

　　邓贤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高考作文，登在《云南日报》上，据说是满分，让邓贤当时的感觉是“十分地令人鼓舞”。此后，他大步踏上了文学写作的坦途。大学毕业发表第一部电视剧本，当年即获得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写作无所谓早晚，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持续创作的冲动和能力。其实今天的我非常感谢社会生活对我的馈赠，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也是一种必要的写作阶段，而且是更重要的阶段，就是写作能量的积累。”

　　从插队到留校任教，离开成都17年的人生经历，使邓贤具备了一个外乡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他曾经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部60分钟上、下集纪录片《邓贤与成都》，给成都定义为“乐土之邦”。“这个定义的内涵十分丰富，意味十分复杂，值得细细咀嚼，我自己以为较为精准。”邓贤说。成都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认为，“乐土之邦”应是目前所有对成都所做的概括表述中离那个核心距离最近的定义。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中，没有太多关于故乡题材的描写。他说：“我不是纯粹的四川人，父母长辈以及家族亲友通通都是湖北人。我生于四川长在成都，初中毕业去了云南边疆，那里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人生最美好时光即从17岁-34岁;当知青，上大学，留校任教，结婚成家，开始创作，发表作品等等，都是从云南开始和度过的。在我的作品中，大多数题材或者内容都与云南有关，甚至在我梦中出现更多的都是红土地而不是成都平原，我认为这是一种人生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注定不可逃避的宿命。因此我相信第二故乡似乎对我的创作更重要，因为它为我的人生成长和创作积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营养和能量准备。”

　　1988年，邓贤重又回到成都，直接动机是“思念亲情”。邓贤戏称，那个时候77级毕业的大学讲师属于“稀缺动物”，很多高校一看简历就争着抢。再回到成都，邓贤的第一个感觉是，这座故乡城市很适合自己的工作，因为这座城市特别适合写作，适合做文化。事实证明他也很适合这座城市：成都这座城市很独特，青城山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知天乐命”给了人们精神上很大影响，而都江堰水文化中的“顺应自然”和“顺势而为”的农本思想同样成为浇灌这座城市的精神源泉，所以，在邓贤的眼中，成都是幸运的，精神和生活都很富足，安于现状，不慌不忙，迈着慢节奏步伐，享受生活，小富即安，虽被称为“盆地意识”，却不像沿海城市那样浮躁和狂乱，容易迷失自己。成都人的意识恰恰是一个成熟和发达的农业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度积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自有它自身的特殊价值，不应以好坏来褒贬它。作为川籍作家，邓贤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深切感情“血浓于水，养育之恩不敢忘”。

　　目前，邓贤在四川某学院中文系任教，他认为大学环境非常适宜读书写作，还可借助理论研究的翅膀审视创作，这就是学者型的作家道路。“但是如果你只把自己关在学院高墙内述而不作，最终很可能变成一条蛀书虫。写作时心如止水，但是思想和目光放之四海，静得下来，走得出去，不为四堵院墙所囿，这就是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