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天空之城》

　　敢于用“天空之城”作标题，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读者几乎会下意识地联想起宫崎骏的经典动画与久石让的动人音乐。作者孙频显然无惧“影响的焦虑”，在这部由9个小节组成的中篇小说里，开篇没多久，便从多个角度敲实了“天空之城”的含义。这座天空之城，并非宫崎骏作品里19世纪后期的蒸汽朋克之境，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当代史的产物——古老县城里的纺织工厂及其生活区域。

　　天空之城的出场值得回味，它是在一对姐妹——小说叙述者“我”(刘英)与姐姐(刘静)——驻足半山腰的回望中出现的。俯视视角，带出一组二元结构，即纺织厂与它所处的县城。熟悉孙频作品的读者当然知道，这是其家乡山西交城县的又一次文学再现。于596年置县的交城，正对应了小说里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县城，相比之下，纺织厂则缺乏文化积淀，是如同无父无母的“石猴子”、雨天后冒出的“毒蘑菇”般的崭新存在。隶属于这一二元结构的，是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立：前者属于纺织厂这个由五湖四海来客组成的空间，是脱离当地文化滋养的“语言中的机器人”;后者则是扎根大地的活的语言。至此，“天空之城”的含义彻底夯实，它既是一份在地经验的感知与描述，又带有普遍性的寓言色彩。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不正合力催生出一座座脱离土地的“天空之城”吗?但孙频显然没有附和这种进化论逻辑，在她笔下，“天空之城”虽然一度引领县城潮流，但在文明秩序中，却是“最薄弱的一环”。于是这部中篇终究还是与宫崎骏的动画构成某种互文，动画中漂浮的城市群(英文名laputa)与世外飞地般的纺织工厂，共同指向对于文明进程的思考。

　　而小说中另外一组不容忽略的二元结构，即回望着“天空之城”，同时也身处其中的“我”与姐姐这对人物。故事从1991年讲起，至21世纪初结束，时间横跨“我们”这些工厂子弟的由青年而中年的成长历程，背后关涉19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制与下岗潮。如文中所写，讲述的是“一段包裹在大时代里的小型时代”。小说高频词之一是“剧场”，在截取的这段“小型时代”的剧场里，“我”是人群中的“正常人”，按照正常的生活规则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普通到在小说将近1/3处才宣告了自己的名字。而姐姐虽然有着更平常的名字，而且更多地承受着工人子弟的牺牲“义务”与命运拨弄，却选择了不断进击，抗衡枷锁，因而成为剧场中那个始终被观看的“马戏团演员”、一个逆流而行的“怪物”。而“我”既是姐姐的对照，也是她的观众，“我”的目光塑造了她的形象。

　　小说中有一段快节奏切换的“成长变身”，1992—1996年间，社会潮流席卷大众，而姐姐依旧我行我素，外貌服饰的更迭显化着内心澎湃，一次次的自我展演勾勒出寻找真我的轨迹。姐姐最叛逆的举动，便是告别子承父业的命运，从纺织厂辞职，成为“我”的同班同学，回到高中追求自己的大学梦。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在小说的多重二元结构之外，推动故事前进的线索人物，也就是帮助姐姐重返校园的高中历史老师杨声约。

　　杨声约带来了整个故事的驱动力。他并非在讲台出场，正如“我”的观察，他并不像一个老师，反倒像历史的使者，甚至文明的传教士。他不期然地降临于文峪河水库的湖底小路，向“我”和姐姐宣告仰韶文化遗址就在脚下。我们所捡拾的白色石环，正是5000年前的石纺轮。纺织工人的后代们被石纺轮深深震撼，孙频将这种崇高的心理感觉具象化，写出了时空坍塌后的苍茫辽阔、无限纵深。这是世外之地，更是超越于变化之上的永恒。时代巨变轰隆隆地发生，永恒的历史巨兽依旧目光泰然。于是“我”与姐姐开始共同守护一个秘密，毕竟我们都是“被某种东西启蒙了的人”。

　　如此看来，文本中处处存在的各种二元结构产生松动。“我”是“正常人”与姐姐的中介，姐姐虽不同于“我”，却因为共同守护文明的秘密，因而别人眼中的怪异，在“我”的目光中变得可以被讲述与理解;杨声约则是姐姐与历史/文明之间的中介。文中描述姐姐是如何虔诚地上着杨声约的历史课，直至成为他的恋人，甚至至成为他的“一个附件，一个器官，一个知音”。“声约”的名字令人大开脑洞，颇有“新约”“旧约”之类的宗教感，也许可被视为通过声音来传授圣约(Testament)的标志。而小说为杨声约设计的出身是北京知青男性与当地女性的孩子，而父亲最终抛妻弃子，母亲精神失常。杨声约是大历史诞下的苦果，却最终将历史的残酷理解为某种公平——“冷酷到洁净的历史，让无足轻重的我们最终获得了平等”。杨声约与姐姐是同个物种，分别负载着来自六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创伤，而他们超越创伤的力量来自永恒历史的深处，来自巨大崇高的文明。在情节设置上，杨声约突然消失带来了后半部分的悬疑感与可读性，更以“缺席的在场”刺激着姐姐“自我解放”的延续与变化。

　　姐姐重回高中读书是对抗命运的关键一环。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对于“小镇做题家”这一话题的消费或嘲弄，孙频以其笔力写出了“考学”之于县城青年的意义，这件事与整个命运有关，容不得局外人的高傲凝视或轻佻点评。而杨声约的突然消失，直接导致姐姐高考失利，而她之后的求学历程，仿若一场复仇，想向消失的他证明自己。最具象征意味的，是姐姐选择他俩共同关注的话题，即《高僧昙鸾圆寂于何处》作为毕业题目，并在当地杂志《山水志》署名“杨声约”发表系列文章，以历史/文明之名召唤恋人的出现。或许正是在对幽深历史的探究与守护中，姐姐逐渐告别了执着复仇的自己，摆脱了长久以外的精神气质——“阴郁、高冷、倔强”以及那种“亡命之徒身上的寒冷无畏”。毕竟，在工厂子弟的帮派中，她曾经一个人撑起一个帮派，以慑人的强力凸显着自己的独特存在。

　　近于结尾处，在与其他几位工厂子弟的酒桌谈心里，她说出一些颇有禅意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我只想着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我与他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是告别旧我之后、消弭对抗与冲突之后的和解。以历史与文明召唤昔日爱人，那么他简直不能不出现。果然，结尾处，跟随着“我”的目光，充满伤疤、一瘸一拐的历史使者杨声约，与姐姐相互搀扶着，“缓缓地平静地往前走”。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有着不小的野心，表面上是一个好看且精细的故事，还带有悬疑性造就的阅读趣味，而内里则是由姐姐个人成长历程所展现出的严肃历史。天空之城由诞生到消逝，历史巨变落于微小个体，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自处，如何造就自己?孙频延续以往风格，写出了平民的英雄主义，呈现了县城工人子弟夹杂着苦痛与超越的解放之旅，击打着我这样一个同样来自县城、成长于九十年代的寻路者的心扉。而我所好奇的是，在这个充满符号与寓言性的故事里，历史的使者是否只能由男性扮演，而姐姐与“我”必然只能是被启蒙的角色?而整部故事里弥漫着的诗学味道，或更准确地说是某种宗教/禅学气息，是否真的能帮助我们对抗历史的拨弄，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自我解放似乎是更加广阔的、永远需要在内外之间求索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