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的深处寻觅

王彬先生是中国当代散文的名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可惜我跟王彬先生认识得很晚。2019年11月，也就是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前不久，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在武汉召开文艺评论座谈会，邀请了几位省外同行参加，我也忝列其中，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王彬先生。不久，收到王彬先生寄赠他的散文新作《袒露在金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初读之后，有一种久违的愉悦感，并且产生进一步去琢磨品味作品的兴趣。原因何在？我想可能是我们都比较关注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也可能我们对散文的理解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但这本散文集的确唤起了我愿意花时间细读散文作品的兴趣。我要感谢作者。实际上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真阅读散文作品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散文作品都让我都愿意这样去花费时间去仔细阅读。《袒露在金陵》是王彬先生很重要的一本散文集，是一本值得花时间去仔细品味的作品。这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所描写的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象，蕴含了作者对于历史和人的一种独特的观察和感悟。其中不少作品耐人寻味，给人留下无穷的遐思。《袒露在金陵》共收集了作者此前创作的散文作品31篇，有的已经分别收在作者此前出版的散文集《三峡书简》、《旧时明月》等书之中，现在又收入这部新出版的散文集中，可见作者对本集中的作品是颇为看重的。《袒露在金陵》全书共分五章，写人是历史人物，写景是旧时明月，一花一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跟一般写历史文化散文有所不同，该书大多落笔于历史上值得回眸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却因为某些原因受到遮蔽的历史人物和生活细节，可说是在历史文化的深处寻觅诗情和那些不轻易示人的历史和人性的奥秘。《六诏》和《兄弟》两篇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六诏》从浙江的地名入手，写晋代的王羲之和他的几个儿子的故事。王羲之自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可是作者却很快带过，把笔墨放在王羲之几个儿子身上。王献之的书法出众，值得写上一笔。王徽之（子猷）雪夜访戴，有名士派头，《世说新语》早有记载。王羲之次子王凝之据说因盲目信奉五斗米教以致糊里糊涂掉了脑袋似乎愚蠢得不值一提，然而该文却在王凝之这里停了下来。不过作者这里提到王凝之并不是要正面书写王凝之，而是由凝之引出他那位传说中才华过人并且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具有凌然气势的夫人谢道韫。谢道韫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才女，《晋书》、《世说新语》等均有记载。但作者显然觉得谢道韫的故事大有可写之处，因而接下来用了大段文字重述《世说新语》中记述谢道韫以“未若柳絮因风起”喻雪花的故事，延伸下来，又借用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珍妮姑娘》中的话感慨谢道韫这样一位富有才情的女子曾经是何等风光的美少女，却嫁给了王凝之这样的蠢人，荒废了美好的青春才华，“才藻是那样好而命却是那样的薄”！过着一种在作者看来几乎是可以与蔡文姬相提并论的悲剧似的生活（这当然只是作者的观察）。然而蔡文姬毕竟在国际天文学会命名的三百一十座水星环形山有了自己的蔡文姬山。作者感慨道，“星空如海，那一颗星辰里的山峰是谢道韫的呢？”作者这样的感慨自然无法用所谓科学的方法给以证明，却让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人物生命中的遗憾留下无尽的追思。作者对旧时代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命如纸薄的女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同情。除了上面写到的谢道韫外，还包括《沈园香碎》中所写的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的妻子唐婉，《故园的女人与花朵》中提到的鲁迅早期另一位女友许羡苏，以及《顾太清》中的清末女词人顾太清等。作者的这些文字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是因为在这些故事中讲述了人云亦云的道理，而是借此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烟云和人生际遇的独特感受，也可以说作者试图在历史文化的深处寻觅诗情，喟叹造化对于人的命运的摆弄。不仅普通人如此，许多名人甚至伟人实际上也难逃同样的命运。因此，同样的寻觅和喟叹在写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中就显得格外别致而动人。

兄弟失和的故事历来都有，可是鲁迅与周作人因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人，甚至是旗手，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就被给予了不同寻常的解读。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笔下，周氏兄弟失和这件事常常被赋予了重要的甚至是重大的思想道路以致意识形态内涵，这已成为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基本套路。然而王彬先生在他的《兄弟》一文中却不这样看。该文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写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的过程和细节，包括写鲁迅1919年11月21日先与周作人一家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然后鲁迅又匆匆南下接母亲、妻子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在1919年12月29日入住八道湾十一号，一家人终于在八道湾十一号过上了团圆年，使“曾经颓败的周氏台门在北京焕发了新生机”。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长兄鲁迅一直勉力支撑着这个大家庭的体面生活。其间周作人生病住进日本人开的山本医院或到京郊碧云寺疗养，鲁迅不仅多次探视，而且向同事借钱乃至卖掉自己收藏的图书，为周作人筹措住院费用。然而仅仅不到四年时间，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却交给鲁迅一封信，也就是人所共知的那封兄弟失和的绝交信。这两位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从此不再来往，连鲁迅的葬礼周作人也没有参加。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遗憾所可以解释的。但事情却又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我特别留意到王彬先生在该文中详细描写了八道湾十一号院落房间的结构，并联系到鲁迅周作人在此前后涉及兄弟情谊的相关诗文表达了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文章最后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编辑去八道湾十一号约稿，周作人送他出门时指着院内的丁香说：这是家兄种的树。王彬先生写到此处感慨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底的幽曲是否会如残夏的流萤一样断续浮动呢？”显然这不是在分析，也不是在判断而只是一种感慨。其实所有这些都不是要通过相关细节的追溯来考证或证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这件事的事大事小谁对谁错，而只是表达作者的一种在历史文化深处的感慨或无奈。这正是本书作者想要做的和应该做的。

《袒露在金陵》除了写历史人物，也写山川河流，乃至动物植物乌鸦麻雀俱有，然而流淌在文字中的，始终是关于人的情感和命运。这就使得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之类有生命无生命的存在同样成为了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文化存在。譬如《野狐岭》中的野狐岭就不仅仅是一座野狐出没的地理环境，而是标志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分界线的野狐岭山，更不用说在这里曾经发生的公元1211年那场成吉思汗大败金人的野狐岭大战，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命运。《袒露在金陵》中所写到的燕子矶、中华门和清凉寺，也都因为承载了太多历史人物的故事而让人难以忘怀。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值得一说，那就是散文乃至文学作品究竟应该如何表现历史文化。前些年流行过一种所谓大文化散文或者大历史散文。据说其特点除了多为宏大历史文化题材外，还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我对此一直感到有些困惑。散文表现历史文化题材没有问题，散文中包含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我认为也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叫做大文化散文我不太理解。读王彬先生的这些散文却给我一个启发。王彬先生的散文多写历史文化题材，尤其是北京的历史文化，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他的散文也有不少说理的地方，偶尔还有考据夹杂其中，甚至还辅之以图表，但读起来并不感觉枯燥无味。例如，在那篇题为《故园的女人与花朵》的文章中，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写鲁迅的故园，写与鲁迅有关的女人以及这些女人的命运，颇为别致。其中提到鲁迅《﹤俟堂专文杂集﹥题记》，并且加以说明：“俟堂，是鲁迅早年别号。《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本，但在鲁迅生前没有印行，一九六○年三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当是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宴之敖者的署名，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说，鲁迅曾经向她解释：宴从宀、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女人，鲁迅与周作人大概不会分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会出现另一番景象，这既是一个对周作人，也是一个对鲁迅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关于这个女人的灰色评论甚多而不必再说，这里只说她的三件事。其一，鲁迅的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羽太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以便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办法；其二，羽太信子每餐必先在牌位（鲁老太太、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前面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三，羽太信子弥留之际说的胡话，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另一篇写洛阳龙门大佛的《香光》中提到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的狞恶凶蛮像源自对中国历史上著名女皇帝武则天的摹写。该文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凶残，专门列举了一份“武后谋杀表——武后的近亲家族”，罗列了武则天在位时以各种名目和方法诛杀包括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姐姐、姑母等在内的近亲族人共计22人，可谓是为了权位杀人如麻令人发指！问题是，《袒露在金陵》中上述作品写了许多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大量有名和无名的动物植物，也写了武则天、成吉思汗、鲁迅这样的大人物和野狐岭这样的大题材，是不是前者只能算作是一己悲欢、而后者就可以称作是大历史散文或者大文化散文吗？我觉得很难回答。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所谓小题材、小主题与所谓大题材、大主题的散文并无实质上的差别。作者笔下写出这些文字除了来自作者的所思所想之外，最主要的是来自作者亲身体验，包括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历史现场获得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而这样的散文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以致读起来耐人寻味，根本上来自于作者独特深邃的感悟以及生动贴切的语言表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他的作品总是从作者的亲历感受出发，以个人的独特观察和感悟为基础，表达那些既是属于作者个人的但也有可能与不少读者相同的情愫，而不是去写那些缺乏个人体验基础的宏大题材或宏大叙事，哪怕是一些正确的大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觉得王彬先生的散文不妨可以说是小历史散文或者小文化散文。王彬先生认为散文应该书写真实的生活经历、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思索，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文学作品笼统说来都应该是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但散文中的真情实感尤其应以作者的真切体验为基础。这其实应该是散文文体的基本特征。因此，真正感人的散文都只能是“小的”散文的而不可能是那些讲正确的大道理的所谓“大的”散文，无论是大历史、大文化、大题材、大主题，都只能建立在作者个人的体验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成为打动人和感染人的文学作品。说到这里，我想起多年以前曾经听到已故王富仁教授谈文学讲的一段话。说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问他父母更亲还是毛主席更亲。王富仁的回答是，从道理上讲当然是毛主席更亲，但是我离毛主席太远够不着，我能感受到的还是父母更亲。这个朴素的生活感受跟文学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在我看来，只有那些能够在个人独特的体验和感悟中见出命运的身影和历史的沧桑，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好的文学作品。王彬先生的《袒露在金陵》无疑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优秀散文作品的代表。

草于2021年2月16日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