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短篇小说赏析

　　同长篇小说《蚀》一样，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的消极低沉的情绪。这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显示“一些重大的问题”(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见《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7月初版)。《创造》中的君实，按着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想把守旧的妻子“创造”成资产阶级的女性，但妻子娴娴却超过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他的几年来的努力完全白费，所得到的结果，正好是对于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诗与散文》中的青年丙厌弃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诗”似的表妹，但是“诗”和“散文”两者都从他的手中失去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其它三篇(《自杀》、《一个女性》、《昙》)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剧的或阊澹的结局”。不过作者在《创造》和《诗与散文》中，对君实和青年丙这两个人物采取了批评和揶揄的态度，对受新思潮冲击“先走一步”的娴娴和敢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倾向。在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题。但是《诗与散文》关于两性关系的渲染过多，不免妨碍主题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它们表现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宿莽》集(写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的《大泽乡》取材于历史事实，描写秦代“闾左贫民”在遣戍渔阳的征途中，杀死富农军官、高举义旗的故事。小说刻划了富农的代表人物——两个军官在戍卒起义前的恐惧、悲哀和挣扎，也描画了那些开始依靠自己力量挣脱压迫者的销链的贫苦农民的复仇火焰，尽管这篇小说被茅盾自己认为是“脱离现实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后记》)，它却是作家开始不满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调，一时又未能把捉住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的情况下，转而取材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故事之作。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这样的内容容易令人联想到当时正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且从中领悟其战斗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泽乡》不仅是茅盾思想变化的一个标志，其本身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

　　《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都抓住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艺术上作了出色的表现。当城市、乡镇许多大小企业纷纷停业倒闭，“谷贱伤农、丰收成灾”这种畸形的却又是普遍发生的事实使农民在难得的欢乐中一下子堕入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样一个经济崩溃席卷整个中国、人心惶恐不安的严重时刻，这些作品及时地将人们关心的生活现象和其中的矛盾斗争加以艺术的概括，揭露产生这一切的社会要源，确实起到了使人们惊醒、感奋的战斗作用，在文艺界和社会上激起广泛的反响。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由于茅盾比较熟悉故乡江南一带农村和小市镇的生活，“一二八”后的回乡之行又提供了若干新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也是和他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分不开的。这帮助他敏锐地发现和分析重大社会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领会其中的意义，清楚事态发展的来龙和去脉。这也正是茅盾的作品常常能够深广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野蔷薇》中《创造》等小说到《林家铺子》、《春蚕》，可以看出茅盾短篇创作的显著进展：第一，是作家政治视野和作品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创造》等作品，大多描写知识分子的恋爱纠葛，题材比较狭窄;稍后《宿莽》集中的《大泽乡》等篇则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再创造来曲折地服务于现实斗争;到了《林家铺子》和《春蚕》，作者就着重于现实生活的描写，而且把笔端伸展到旧中国破产的农村和小市镇了。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正是作家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和政治视野不断扩大的结果。第二，《创造》等篇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个人狭小的天地里，时代面貌展示得不宽广，不清晰;而《林家铺子》和《春蚕》则是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和复杂的社会斗争里加以刻划。第三，《创造》等小说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的静态描写来显示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人物性格;而《林家铺子》和《春蚕》，则是通过人物自身在生活激流里的挣扎和行动来突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并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茅盾曾经说过：“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继续地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注：《宿莽·弁言》)长篇从《蚀》到《子夜》、短篇从《野蔷薇》集到《林家铺子》和《春蚕》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茅盾努力不断提高作品思想性的同时，在不断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方面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这个时期里，茅盾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取材多样，题旨积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社会现实和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小巫》刻划地主和反动军警私相勾结贩卖鸦片，地主“老爷”和“姑爷”为了争夺“团董”的位子互相火并，而当地人民则在这个时候举起武器暴动了。《第一个半天的工作》描写女职员为了保住职位，被迫卖俏调情以逢迎上司的强作笑颜的辛酸生涯。不少作品着重描绘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城乡劳动者的困苦。《当铺前》通过王阿大一家人的悲惨生活和他在当铺前的一幕，展示了一般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下惨绝人寰的遭遇。《水藻行》以两个不同性格的农民财喜和秀生的家庭生活和困难处境为中心，表现了农村中的惊人苦难和反抗斗争的萌芽。《大鼻子的故事》写的是上海小瘪三的生活，他们年幼无知，却已沾染上不少恶习;但作品不仅写出这些并非他们的过错，还在结尾时让主人公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一起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样的处理，表现出他们正直可爱的一面。《儿子开会去了》(注：载《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号，1936年6月10日。原题《儿子去开会去了》，解放后收入《茅盾文集》经8卷，改为今名)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参加示威游行，反映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要求。这些作品或长或短，但都含意深长，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来显示时代风貌的主要方面。在茅盾的短篇创作中，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