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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家族与宏大历史跨越的史诗性书写 ――评王鸿达长篇小说《父亲的入党申请》

发布时间:2023-04-30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编者按:王鸿达的长篇小说《父亲的入党申请》于2021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部作品是中宣部2021年“建党百年”主题创作文学类重点跟踪项目、黑龙江省作家协会2020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2年6月10日,黑龙江文学院、春风文艺出版社、《北方文学》杂志社、大庆市文联在大庆市联合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该文是郭淑梅研究员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原刊于《北方文学》2022年第7期。

个人家族与宏大历史跨越的史诗性书写

――评王鸿达长篇小说《父亲的入党申请》

 郭淑梅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共产党红色历史题材的书写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方向,是作家艺术家争相呈现的热点领域。尤其是十七年创作为当代留下许多经典作品,一些为国家民族利益赴汤蹈火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全民偶像。这些作品表现了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共产党人为谋求人民利益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构筑了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丰碑。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王鸿达长篇小说《父亲的入党申请》再次将叙事场域推向历史深处,跨越近四十年的时代变迁,寻找尘封往事。就此,一个家族命运与宏大历史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区域性事件紧紧地纽结在一起,与共产党人坚定信仰紧紧地环扣在一起。

小说淡墨点染的英雄书写,生动质朴的民间语言,行云流水的节奏控制,时代风云的场景描绘,重大事件与日常生活不着痕迹的衔接,赋予生活流以史诗性处理等一系列特征,突破了传统红色题材创作以敌我双方正面冲突构成小说推进力量的制约瓶颈,更与一些粗糙化、功利化的主题先行作品大相径庭。这些崭新的创造元素凸显了王鸿达在长篇小说领域的才华,为后英雄时代寻找式书写提供了新范式。

实际上,在阅读王鸿达的小说时,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作家在建构小说时,他所从事的是编码,他的很多深层意义埋藏在小说里,尤其是《父亲的入党申请》其意义的深埋体现得更为突出。而我们作为读者评论者,所要做的是解码,要通过一些理论范式去读解作家的秘密,去打开作家赋予小说的深层意义。那么,作家放入作品中的优选信息都有哪些,是否能够准确地摸到他的脉博,与其成功对接,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的诠释偏离了轨道,就会损失掉一些营养,背离作家的初衷,还有可能与作家形成对抗立场。在阅读中,我试着从小人物与大英雄、时代风云与日常生活、在生活流与民间叙事中建构史诗去诠释作家,力图更接近作家的意义表达。

小人物与大英雄

在十七年创作中,共产党人往往是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往往是典型形象,他们集合了无数英雄身上的闪光点,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在建党百年历史回顾中,无数历经劫难为信仰献身的英雄人物浮出水面,王鸿达的《父亲的入党申请》并没有像前辈作家那样直接书写英雄,也没有直面共产党人为信仰牺牲在战场上的惨烈,而是以缓慢调式为读者讲述发生在昨天的动人故事,为读者翻开了共产党人关于信仰的大书。

小说有一股看不见的定力,不慌不忙却能紧紧地抓住读者,人物淡墨点染却能形神兼备。仅两三笔就活化出父亲胆小谨慎的性格。为商店算账缺了二分钱不惜翻找到半夜,孩子偷吃公家苹果坚持赔偿三角钱。一遇结婚、批斗、纵火案等大事就会尿失禁。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风采的小人物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子靠谱和执着。王鸿达将父亲设定为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随着寻找四叔爷死亡真相的推进,可以发现在人民群众汪洋大海里,掩埋着太多惊心动魄的革命史。一些见证历史瞬间的人物浮出水面,再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势力的残酷对决。王氏家族三叔爷出卖四叔爷,致其被还乡团杀害,三叔爷逃往台湾。与小人物父亲的平凡胆小形成对照的是壮烈牺牲的大英雄张福贵和四叔爷,他们代表着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在苔青小镇也有一位老八路邱山镇长,他铮铮铁骨,压得住阵角。挨饿年代,他喊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倒槽”的口号。“文革”挨斗时,他摘掉纸糊高帽,第二天照样威风凛凛地走在大街上。

这样一批平凡而坚定的共产党人,身上或许有很多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尽管无数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回归平凡生活,有很多人还被误解猜忌,甚至死亡都不足以还他们公道。但这些人,不仅打下江山,还成就了当代中国的宏基伟业。这正是作家所要力图呈现的平凡共产党人形象。

时代风云与日常生活

毫无疑问,对于将重大事件融入日常生活,作家有着非凡的艺术功力。过多的时代场景书写往往会遮蔽小说的文学性,王鸿达的《父亲的入党申请》并没有陷入这个困境。通观小说,几乎将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各种具有影响的大事件,如抗美援朝、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美建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都纳入其书写框架,丝毫没有斧凿痕迹。通过日常生活点滴和人物心理瞬间的捕捉让重大事件变得不那么严肃冰冷,甚至普通得可以触摸。比如,大炼钢铁,“父亲把家里一口铁耳锅和两只镐头拿到铁匠铺去,为了这口铁耳锅母亲日后没少埋怨过父亲,说家里正在添人进口单靠马勺做饭显然是不够用的”。铁匠铺热闹起来,张铁匠“又招了两个新徒弟,一高一矮两个徒弟不断地往炉里添着煤炭”“张铁匠显然成了小镇上的红人,谁家能不能完成交废铁的任务完全由他说了算”。张铁匠很有底气地提亲,“王会计,听说你小姨子来山沟里了,人挺俊的”。再比如,“文革”批斗是从学校开始的。孩子告诉家长学校要做三角小旗,仅一笔带过,是最平常的学校活动。第二天学生就上街游行,广场上就押出戴着纸糊高帽的邱山,喊着“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口号。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以普普通通的形式介入小镇人生活。尤其是作家捎带了一笔人物心理活动,“像邱山这样为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也会成为批斗对象,也会给戴上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子。这对父亲来讲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父亲的这段心理活动,让发起于学校的游行打断了正常生活秩序和思维逻辑,上升为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特定场景并不是简单地以背景素材存在,而是与日常生活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与人物表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影响着小镇人生活走向的核心事件。小镇人关心国家大事,有一种对政治运动充满兴趣的全民性集体性参与意识,甚至有人练就通过读报预知未来政治风向的能力。如果没有对国家政治大事的高度敏感,怎么可能达到这种水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富农出身以及家族中台湾有人等政治身份瑕疵,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耽误父亲入党和孩子参军升学的关键因素。

就此看来,小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镇,而是作家将时代风云书写集中化、具像化的空间概念,故事发生地既可以是苔青小镇,也可以是林区,更可以是任何一处曾经安静的处所,可以随意腾挪。恰是这种边缘化的空间建构,表达出作家所要强调的事项,即他所书写的是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年代,是全民陷入政治运动的特殊年代。

在生活流与民间叙事中建构史诗

《父亲的入党申请》是一部后英雄时代叙事,是一部关于后辈寻找父辈信仰的史诗,也是一部后辈传承父辈精神的史诗。十七年红色题材主要是浓缩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使其典型化,英雄与强敌正面冲突最后以牺牲代价换取民族家国利益,从而传递英雄主义精神。红色题材的经典化,为后来者书写这一题材造成难以突破的困境。一些规定性动作如敌我双方激烈对决、人格高大伟岸等束缚制约了作家的文学创新。

王鸿达在题材处理上最大程度地保持着生活流样态,贴近生活最本真面目,无论从框架结构还是口语化风格都凸显了民间性,与寻找父辈的史诗原型极为契合,体现出对红色题材独具匠心的驾驭能力。

传统史诗结构如伊玛堪,往往起始于英雄出发寻找失踪父辈→沿途收获城池→破解父母被杀真相→征战成功载誉归来。在《父亲的入党申请》中,其史诗结构开始于父亲接受祖父遗言,从高王胡家村出发,寻找四叔爷加入共产党被还乡团杀害真相→先去张村,得知与四叔爷有关系的党员张福贵全家被还乡团杀害,张福贵不知所踪→刘洪村张富贵妻子刘桂花娘家→房家村张富贵堂兄房小谨家→掖县马家庄马本力家,得知张富贵排除工程哑炮中壮烈牺牲,真相线索就此中断→再次寻找四叔爷入党介绍人胶东市梁书记→返回黑龙江→收到梁书记临终遗言和证明,四叔爷是黄县共产党地下交通员,送情报途中被还乡团杀害→第三次入党申请通过,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次寻找之旅牵起黑土地与胶东半岛的血脉相连。清代以来,黑龙江是山东人闯关东的落脚地。黄河决口、饥荒年代、战乱时节以及人地矛盾,都迫使山东人背井离乡闯关东。叙述人“我”的父亲趁土改混乱跑到黑龙江求生存,在小兴安岭林区苔青镇娶妻子生子安家落户。他再次回到故乡寻找四叔爷入党和死亡真相时,已年过半百。在寻找光明而不断受阻的路上,终于历经千难万险真相大白,胜利地回归黑土地。

《父亲的入党申请》是极具文学品位的一部长篇小说,以行吟诗人饱经沧桑的调式,述说着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时光机器的倒带过程中,还原了地下交通员四叔爷为送情报英勇牺牲内幕,还原了张福贵烈士牺牲前对党忠诚表白,还原了陈平山和光荣院里的功臣们仍然为共和国奉献着的事迹。而经历三次入党申请直到退休前才入党的父亲,还不忘叮嘱儿子要相信党要靠近组织。

叙述人“我”是个文化人,作家却赋予他民间口述人的身份,让他承担起家族叙事带来的传承父辈精神的责任。叙述语汇上,采用民间口头套语,比如“那是公元1960年秋天,土豆要三块钱一斤”“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形。也是有一天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这一年大哥也在他的学校里加入红卫兵组织”。这一系列口语化表达,以记忆作为内在逻辑复盘事发当时情况,因此,不必铺陈太多就可直接进入叙事情境,对史诗性节奏讲述更具优势。

近年来,红色题材书写在党和国家重大历史纪念日节点会经常作为主题性作品推出,许多作品往往单以题材见长而缺乏文学性,让阅读陷入困境。王鸿达《父亲的入党申请》全方位地进行小说史诗性建构,与追赶时尚急就章之作有天壤之别,极大地丰富了红色题材创作的叙事手法,为红色题材创作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崭新范本。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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