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新变处有生机

　在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和创作方向已经出现分化分流的今天，不迷信题材的万能效力，不逞批评揭露之快，不弃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不断探索创新，新变之处，才是生机之源。

　　随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的迅速到来，社会资讯铺天盖地，报告文学这一传统上需要仰赖新信息新资讯的新闻体文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毋庸讳言，报告文学作家和创作方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分流现象。困境之中怎样求新求变，成为近来报告文学的主要课题。

　　先进典型报告

　　增强表现力与感染力

　　报告文学富于社会担当的一大表现即在于能够及时发现与褒扬生活中先进的人物和思想，彰显时代精气神，以鼓舞和激励更多的人。因此在类似建党90周年这样的重大节庆活动、重大事件以及一些国家重点工程现场，常常活跃着报告文学作家忙碌的身影。此类作品共同的特性是歌颂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但是，褒扬主流的同时不能回避矛盾，相反，如实反映矛盾的产生与化解，更能深化作品的主题，增强感染力。如李迪《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旨在表现中国模范看守所以人为本的监管方式，赞美戴晓军、王晶等管教干警宽广的精神品质，作者却别出心裁，从讲述囚犯们的曲折经历和渴望关爱的内心情感入手，接着表现管教干警们怎样把囚犯看作普通人、甚至当作犯错的亲人一样去关心和教育，持之以恒，终于化解了矛盾，感化和改造了囚犯。这样的报告文学把矛盾处理成情感的转折点，有充分的逻辑性，生动可读。

　　还有的作品特别注意将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置于历史层面来观照，以体现历史纵深感，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如蒋巍的《咱们工人：铁血记忆·首钢九十年》将中国工人这一群体放在首钢90年辉煌历程的背景上来塑造，勾勒出中国产业工人的发展演变简史；同时注意写活人物，如首钢前任负责人周冠五，既表现他锐意改革的风采，也如实描写他的个性缺陷，以真实可感的人物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社会问题报告

　　把握立场与尺度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是介入现实、干预生活，因此比较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和反响。近年来，这类带有批判现实色彩的创作能够自觉站在代表人民大众和社会进步潮流的立场上，注意把握批评的分寸尺度，将社会现实问题更真实地反映出来，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警醒并采取相应行动。《我的课桌在哪里》的作者黄传会2011年出版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一书，聚焦“70后”、“80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及现实困境，尖锐地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命运与民族国家的未来联系起来，发人深思。朱晓军《让百姓作主》从表现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长足进步的立意出发，通过记述浙江琴坛村依靠民选票决罢免村主任事件，揭示当下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及问题。阮梅和孙云晓合作推出的《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对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进行深入调查，旨在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和应对。苗秀侠《迷惘的庄稼》则生动地描写了安徽农村留守子女的艰窘处境，同样引人关注。此外，孔明《不该发生的悲剧》对药家鑫杀人案进行及时剖析，陈启文《问卜洞庭》对洞庭湖大旱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揭示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严重危机，都颇具现实针对性。

　　历史传记题材

　　自觉求“实”求“新”

　　历史题材一向拥有较广泛的读者群，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着力较多的领域。为了赢得更多读者，近年来作家们注重从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内容和主题力求指向当下，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何建明（执笔）、厉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从探析共产党员的信仰出发重述红岩故事，特别突出前辈英烈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怕牺牲的感人事迹，彰显建构信仰这一崇高的精神大厦的重要意义，也提醒今日的我们，不论何时何地，树立和坚定信仰都是解决诸多人生困惑的利器。类似的还有王旭烽的《主义之花》，也同样切中了信仰的现实意义。其次，历史题材的创作一定要有新发现或新创造，采取新立场、新观念、新视角，具备“重写历史”的意味。李春雷《塞罕坝祭》追述40年前在北京北面的坝上大造人工林过程中许多知青付出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披露了一段已被历史尘灰湮没了的感人往事。陈桂棣、春桃则专注于挖掘一些已然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写下了《“叛徒”何曼》、《失语的红军》、《鬼妹》等“另类”红军系列，每个人物均个性独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王树增近年来接连推出的战争系列（《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长征》）以及为纪念辛亥百年而作的《一九一一》，突破了官修历史的传统，以个人书写方式介入历史编纂，在掌握翔实资料基础上铺排叙事，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

　　读者对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的兴趣浓厚，既有出于了解历史、汲取知识的需要，也有洞悉内幕隐情等“窥视”、“探秘”的期待。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是一部关于胡乔木的传记，披露了很多重大史实，史学价值很高。郭晓晔《孤独的天空》讲述了“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人生传奇。徐刚的辛亥人物系列则推出了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三位历史人物的传记。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个人传记尤其是普通人的传记也开始风行，出现了个人著书立传、编修家谱和族志的潮流。如鹰萨·罗布次仁《西藏的孩子》讲述了作者作为一名在内地“西藏班”学习多年的孩子平凡而坎坷的成长历程，引发了众多有相似经历读者强烈的共鸣。

　　报章作品兴盛

　　“非虚构写作”提出

　　近年来报告文学界一直在呼吁“报告文学要短写”、“长风不可长”等，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长篇化、著作化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不少作家开始转向文字锤炼和艺术加工，着力撰写一些适合报纸版面刊发的精短作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一批报纸也不定期发表一些短篇报告文学，社会反响热烈。报章报告文学在沉寂多年之后的重新崛起，一方面为报告文学开辟了新的园地，带来了新机，同时也更好地发挥了报告文学突入现实生活的“轻骑兵”作用。李春雷《特殊党费》以生动的人与事书写了汶川地震后一次党员自愿捐款救灾的行动，张扬了党员的先进性和精神风采。贾宏图《仰视你，北大荒》描绘了中华大粮仓的崭新风貌。李青松《大寨春秋》用散文笔墨记叙了大寨可喜的变革，从中折射出中国数十年的历史变迁。董少东《天路先遣》回望当年进军阿里、解放西藏的峥嵘历程，揭开了一段蒙尘往事。这些报章报告文学往往艺术性很强，可读性和感染力较好，是短篇报告文学发展可取的一条路径。

　　“非虚构写作”也是近期一些文学刊物着力张扬的。2011年《人民文学》发表了贾平凹《定西笔记》、王手《温州小店生意经》、李娟《夏牧场》等，这些作品题材新颖鲜活，人气较高。一些文化笔记或游记作品也加入到非虚构的行列。如《中国作家》发表的马丽华《走过印度河——巴基斯坦文史之旅》，以行旅笔记形式反映巴基斯坦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别具风情的异域文明，令人耳目一新。非虚构写作作为报告文学创作的衍生与拓展，具备较好的读者号召力，也昭示着报告文学创作的某种生机与可能。事实上，非虚构写作已经开始向小说等虚构文体渗透。《人民文学》最近刊发的乔叶《拆楼记》、《盖楼记》以其鲜明的纪实品格和现实关怀赢得了普遍喝彩。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尽管遇到了信息时代严峻的挑战，自身也存在着各种不足和问题，但报告文学这一历史不过百年的年轻文体正在成长之中，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充满希望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