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者、“孤独者”与尴尬一代

　　“60后”：文学的怀疑主义者
　　如果考察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特点，就必须将其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做一个比较。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他们虽然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一段历史，内心受到深重的创伤和改造，但是他们骨子里的世界观还是相当完整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相对清晰，充满了激情。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是在“文革”的废墟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童年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即所谓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因此，他们的小说至少在写作初始，基本上是以童年这个视角来认知世界的，在他们的面前是一个政治的信仰的激情的大废墟，一个无法拼合的破碎的世界，一个断裂了的历史，从这个起点来开始写作，他们便成了真正的怀疑主义者。
　　十多年前，我与诗人黑大春和已故散文作家苇岸主编了一套《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我负责小说卷，书中收入余华、苏童、格非、陈染、北村、关仁山、须兰、述平、孟晖、吕新等十位作家。在这些作家中，余华应该是“60后”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他的小说多半是借助童年的视角，表现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残忍。他通过一种颠覆性的语言表现那个时代的异化和荒诞，从他的《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后来的《兄弟》，我觉得他的艺术思想是始终如一的。而苏童更多的是用一种哀伤的调子记录着自己童年的历史，同时又恢复和猜测着更久远的自己经验之外的前历史。格非则借助语言和形式怀疑并且重新构建了一个迷宫式的文学世界。这十位作家中的数位今天都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作家。当然还有书中没能入选后来影响较大的几位作家也值得关注，比如徐坤、韩东、毕飞宇、迟子建、邱华栋等等。徐坤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作家，她用“女权主义”和王朔式的幽默与反讽，表现城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荒诞和迷失，被王蒙戏称为“女王朔”。还有一个新近引起关注的作家叫千夫长，他是蒙古族，却客居深圳，他也是通过对童年的追溯来表现他梦幻中的、回忆中的出生地——几千里之外的边地草原。看他的《长调》，再去看他所描述的草原，你会很失落，现在可能根本已经找不到那样的绿色和草地了，那只是他童年回忆中的草原，或者说是他魂牵梦绕中的草原，因为这个草原已经不复存在了，至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已经破碎了。

　　“80后”：孤独中的反叛与认同
　　我形容“80后”作家是“外星人”，我们用常理或者用传统文学理念是很难把握他们的，无论是写作还是为人。我在评论张悦然的小说《誓鸟》的一篇文章里，说她写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人”，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他们这一代是在商业大潮的环境下迅速疯长起来的，而且他们一出生就可以接受完整系统的各种门类的知识。这一先天优势无论是“60后”还是“70后”作家都无法比拟。我经常嫉妒地对他们说：不靠谱的“80后”。这不是贬义词，不靠谱地写小说也许才能写出独特的小说。但是为人还需靠点谱，这是我对“80后”的忠告。他们中的有些人常说：我不会对我之外的任何人负责。这从做人的角度上看挺可怕的。
　　张悦然是我一直关注的作家，评论家邵燕君写过一本书《“美女文学”现象研究》，说韩寒是另类、叛逆，郭敬明是奇思异想，而把张悦然称为“玉女作家”，我觉得不尽然。张悦然的小说对女性、对自我、对身体的认识和理解，带有很多生冷孤傲的东西，而这种生冷孤傲，又归结为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比如她的《誓鸟》，主人公春迟在南洋为了等待她心目中的男人，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她只能通过触觉和心灵的感悟来继续寻找，寻找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男人。寻找和漂泊构成了小说悲剧的主题。实际上她是通过自虐的方式，或者一种牺牲的姿态来面对和感化这个男权社会。她在《青年文学》上有一个短篇《少儿不易》，写一个女孩20多岁了，却是一个侏儒，形体和面容像8岁的孩子。她无法像大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和恋爱，别人甚至做爱都不回避她。她非常痛苦，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她每天站在村口，等待人贩子来把她拐走。她感觉，有人买我，就说明我有用。她通过这种受难的方式，来表达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诘和超越。她最近主编一套主题书叫《鲤》，主题分别是孤独、嫉妒、谎言、暧昧等。其中有一篇《自残》的文章，写一个女孩割腕的过程非常详细、冷静和坦然，那种奇妙的体验令人震惊。她看着鲜血从皮肤上流过感觉自己很纯洁，她感觉有一个灵魂住在血管里，也许会从这个伤口里走出来。她说这是她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但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本能的孤独感。“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孤独”应该是“80后”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主题；还有“嫉妒”，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任何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而“暧昧”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谎言”应该是他们创作和观察处理事物的艺术手段，也是他们反叛前人的策略。总之，这几个主题恰好契合了“80后”整体的写作和心理状态。

　　“70后”：尴尬的一代
　　“70后”是尴尬的一代。前一段某个媒体搞过“70后”作家排行榜，第一名是李师江，第二名是冯唐，第三名是尹丽川，还有丁天、金仁顺、朱文颖、魏微、李修文、盛可以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作家，但确实是尴尬的一群人。首先他们很难完全摆脱“60后”作家的影子，而且在他们创作初期还是以女性为主体。记得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北京文学》杂志组织“70后”作家的笔会，找个男作家非常难，只有一个丁天比较突出，我戏称他是娘子军里的指导员。另外他们刚刚引人注意，就遭受到了挫折：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被查禁和点名。虽然这两部小说不能真正代表“70后”的整体水准，但却是对“70后”作家的一个整体打击。而等他们准备咸鱼翻身的时候，“80后”却突然浮出水面，且锐不可挡。所以“70后”是夹在两个代际之间。“60后”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80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而“70后”的商业价值，目前来说是最低的一代。当然也有几位既具有商业价值，又写得较好的，比如安妮宝贝、李修文等。最近又有一个叫路内的作家，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我读他的小说感觉他更像是传承了“50后”作家王小波的衣钵。王小波作为具有众多拥趸的作家，虽然门下的“走狗”很多，可小说的后继者却几乎断了香火。路内应该是从王小波的影响下走出来的作家，只不过他写的是九十年代初那个时代，他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迷乱和躁动，颇受“80后”作家的推崇，代表了“70后晚期”作家的风格。我最近看了他两个短篇，其中《无人会跳华尔兹》(见张悦然主编的《鲤•暧昧》)写得很精致。李师江原本是个极端另类的作家，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比爱情更假》和《她们都挺棒的》在反叛的意义上走得很远，但是近年他开始皈依传统，写了《福寿春》《幸福之洲》这样纯乡土纯写实的作品，这或许可以看作“70后”作家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喧嚣与寂寞，经过沉淀和自省之后，开始收获的一个征兆。
　　“70后”的女作家曾经被统称为“美女作家”，上海的《小说界》杂志最早开设的“70后作家专栏”里就是以女作家为主，而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吉林的《作家》杂志在1996年出的一期专刊，将“70后”女作家的玉照和作品一并推出。 “专刊”的最大功劳是推出了两位至今还很活跃的作家，一个是金仁顺，当时她还没什么名气，后来却写得越来越好。还有魏微，当时她的作品也不能算出类拔萃，但是她后来非常努力，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去年在台北，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70后”女作家胡淑雯，她的小说集《哀艳是童年》我非常喜欢。她的小说表面看来是很私人的叙事，但是透过这些私人化的经验，我们能隐隐读出她对整个时代的关注，比如性别争议、族群关系和社会阶级等问题。《鲤•孤独》中曾选过她的《浮世猫》，其中展现的男性与女性权力与地位的转换让人惊异。朱天文在评价她的小说《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时说：“(小说)既辨证，又感情深邃，两种相异的气质，做了一次无懈可击的动人的演出。”
　　安妮宝贝也是个“70后”中值得研究的作家。很多传统作家和传统的评论家对她不以为然，但是她的影响力令人刮目。记得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文学奖的颁奖会，会议主持人介绍来宾，在座的都是国内文学领域的大腕，当介绍到他们时，掌声稀少，而到安妮宝贝的时候，后排大学生观众都齐刷刷地站起来热烈地鼓掌。我很吃惊，也有些不解，但是后来认真地读了她的作品，我发现她确实代表了相当一批年轻读者的心声。日本有个女作家吉本芭娜娜，她的小说在日本被称为“疗伤小说”，读者众多。安妮宝贝的小说似乎就具备这样的功能。她是一个孤独且异常敏感的人，她的写作似乎就是通过表达来为自己疗伤，使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慰的同时，又抚慰着与她心灵相通的那一部分读者。她的《告别薇安》《莲花》都是我喜欢的作品，她的小说对“80后”作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