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现代化”问题重重

　　“武侠现代化”问题重重

　　温瑞安，一九五四年生，广东梅县人;自幼慕侠好武，及长醉心于现代文学。曾创办“绿洲”文社、“神州”诗社，主编过多种同仁杂志;并出版现代诗集、文学论集、散杂文、推理小说等达二十余册。一九七○年他以“温凉玉”笔名在香港《武侠春秋》发表处女作《追杀》(为“四大名捕”故事之一)，时年仅十六岁;虽然文字技巧尚欠成熟，但想象丰富，已见潜力。

　　温氏早期作品颇受古龙影响，如“四大名捕”系列、“神州奇侠”系列、“血河车”系列皆然。惟自一九八二年推出《布衣神相》起，又加上了若干还珠小说的奇妙素材，故魔幻色彩甚浓;而《碎梦刀》、《谈亭会》、《开谢花》、《落花剑影》及《侠少》、《杀楚》等书，更有许多“诗化”的语言文字，耐人咀嚼。

　　但由一九八七年开始，温瑞安却以“现代派”自居。如《杀了你，好吗?》、《请·请请·请请请》、《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敬请造反一次》、《没有说过坏话的可以不看》等等中短篇，书名不知所云。及写《闯将》一书，不但大量用一个字分段，且横七竖八排列，以示其“新潮”意象与视觉效果。他在书中后记中说：“武侠小说必须突变!……成与败，得与失，我不管，但这样写法使我觉得很好玩。”于是中国文字之美，就在温瑞安的“突变”下，被割裂得支离破碎;而“新派”武侠小说，也在他的“好玩”下，被彻底“异化”掉了。

　　质言之，“托古言事”的武侠小说必须具备传统中国风味，决不可用“现代”来包装;否则小说文理、神理的一致性势将破坏无遗。也许这正是武侠小说在先天上的局限所在;而今人究应如何调和传统与现代矛盾，使之既能保有民族文化特色，又能契合时代精神，当是有志从事武侠创作的小说家所须共同面对的课题。

　　武侠创作之危机与转机

　　诚然，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传统流裔之一，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血肉相连;因此，千古以来，尽管历代武侠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题旨或技巧间有不同，但也无法离开中国的历史、地理、民俗、文化而“自外生成”──这就是“传统”!

　　传统并非意味一成不变，相反地，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而每一时代的新血轮注入其中，则自然为旧传统吸纳而增添了新的分子与内容。试看民国以来，“南向北赵”、“五大家”以迄金庸、梁羽生等作品，无不遵循传统中国的踪迹前进，再推陈出新，各显奇能;乃使武侠小说焕发光彩，元气淋漓!一则散播旧文化的种子，一则表现出中华儿女独有的生命情调。凡此，皆非其它的大众读物所能取代，可以断言。

　　但“古龙现象”确乎是一个存在已久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现代武侠小说之“变”，是受到西风东渐及工业文明的影响;传统口味也许已不适合现代人生活的步调，所以才有古龙“为变而变”的新派武侠小说产生。但当《流星·蝴蝶·剑》扬弃章回以后，古龙越变越离谱，他写的已不再是中国武侠而是“西化武侠”了!

　　流风所及，台湾不肖书贾重印五十年代以来的武侠旧书，也一概删去回目;遂令许多新生代读者茫然不知章回体为何物!而“新派”后起之秀如温瑞安、黄鹰、龙乘风等的文风与笔路，亦均有“古龙化”的倾向;甚至他们比古龙还要“新潮”，还要“超越前进”──这正是今天武侠小说面临的创作危机!因为不论“超新派”拥有多少读者，它已失去了中国武侠古典之美，与历史文化感情一刀两断!除非它“返朴归真”，从传统中再出发;否则“异化”之武侠小说如梦幻泡影，势必与时俱没!

　　然而自另一角度观察，武侠小说创作尚未至山穷水尽，仍有剥复之机。这就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大陆，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指引下，亦逐渐放宽管制，容许新、旧武侠小说重印发行。迄今所知，不但金庸、梁羽生及古龙、温瑞安的武侠作品已在大陆出版，并且“北派五大家”甚至更早的“南向北赵”与文公直的名著亦分别在各地重新排印。当这些武侠小说广为流传之后，相信会对大陆作家造成某种冲击或刺激──至少也能提供一个比较新、旧派武侠优劣得失的机会。

　　目前，据闻大陆已有若干人士开始尝试武侠创作;虽然我们尚未看到具体成绩表现如何，但以中华民族人才之盛，且历经“文革”之时代动乱与苦难，则在金庸笔下未能企及的武侠领域(尤指生活体验)，或能自劫后重生的凤凰中开创完成。

　　我们殷切期待着新一代大师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