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评梁鸿长篇非虚构文学《梁庄十年》

虽然文体形式明显不同，但梁鸿在其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中，把自己的书写方向，同样指向了乡村世界。在面对这部《梁庄十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距离梁鸿那部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的发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当然，与此紧密相关的一点是，“非虚构文学”这样一种提法的出笼，在中国文坛也已经整整十年的时间。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非虚构文学，以其相当丰富的创作实绩，取得了能够与曾经长期流行的报告文学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扳着指头认真数一数十年来真正产生了影响的作品，我甚至要说，非虚构文学的实绩，其实要远远地大于报告文学。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就是为我们奉献出了“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梁庄十年》）的梁鸿。

在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之前，梁鸿是一位成绩突出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一直到现在，她那些关于乡土文学与河南（或者说中原）作家的真知灼见，依然是相关研究者绕不过去的重要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学者的梁鸿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文学批评实绩，构成了作为作家的梁鸿在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方面一个不可忽却的基本前提。身为学者的梁鸿的研究领域，与后来变身为非虚构文学作家的梁鸿的写作对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叠合同一化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当梁鸿试图以非虚构的方式进入作为标本或者说写作对象的梁庄的时候，她所携带的，正是在长期的文学批评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乡土文学、关于河南这一特定地域的理性定见。从这个角度来说，梁鸿非虚构文学的写作过程，也正是她所长期形成的理性定见，与田野调查过程中所实际观察到的现实状况，发生强烈碰撞的过程。当然，也可以被看作是梁鸿先验的理性定见不断被修正的过程。

正如同作品的标题已经明确交代的，“梁庄三部曲”最后一部的《梁庄十年》，所集中书写的，是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梁庄那些值得注意的人和事。杂志编者在“卷首语”中刻意强调《梁庄十年》有着突出的“去社会学化”的特征：“放弃先在的问题设定，和对于深度意义的焦灼企图，从村庄内部翻腾的人事开始叙述，是文学或者小说的观察方式。尽管章节结构仍然借用‘房屋’‘土地’等社会学主题，这一次的《梁庄十年》，梁鸿在社会学与文学的天平两端明显偏向文学。”①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编者如上一种解读分析的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在《梁庄十年》中，我们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社会学价值的存在。又或者，从根本上说，一种社会学价值的具备，正是非虚构文学这一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比如小说的根本特征所在。

《梁庄十年》的社会学价值，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乡村政治的涣散，以及村民公共意识的相对匮乏。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三章《土地》中的“人家”一节。乡村政治涣散的主要问题，就是党员的老龄化与村支书的“难产”。首先是党员的老龄化：“以梁庄为例，两千多口人，六十岁以上的有十几个党员，五十岁左右的四个，四十岁以下有五个，年轻人有五个，这五个主要是那些在外上学的大学生，他们在学校期间入党，指标会转回到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入党的，除了栓子。”之所以会是如此，与那些外出打工者客观的生存状况紧密相关。这些打工者常年在外工作，每年返乡过春节，前后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在这短暂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需要完成乡村伦理所规定的各种使命，也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关注并完成入党的任务。与此相连带的一点是，既然党员都这么“难产”，那从党员中选举产生的村支书的“难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具体到梁庄，先是在2016年初的时候，时任村支书的韩治景，连同村会计一起，因“公款私用”被人告状，结果是韩治景被上级免职。紧接着上台的韩天明，为人过分老实，因为实在无法适应村干部的工作状态，于2016年底坚决撂了挑子。万般无奈之下，乡领导只好在征求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把外出打工者中唯一符合条件的党员栓子推上了梁庄村支书的领导岗位。尽管在和梁鸿（也即小清）的交谈过程中，栓子似乎的确充满了雄心壮志，但在接受梁鸿关于栓子这个村支书称职与否的询问过程中，村民的回答却是：“哈，啥咋样？成天都见不到人家一面。”理想和现实之间落差的存在，于此可见一斑。尽管作品中没有明确交代栓子成为村支书的具体时间，但明太爷的悲剧，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着村一级政权（或者不仅仅是村一级政权）的不作为，或者胡作为。国家因为修建南水北调大河，占用了梁庄的不少土地。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占地的赔偿款是一个人两万多。要想拿到赔偿款，就必须有户口本。但明太爷家的户口本上，却没有儿媳妇和孙子的名字。于是，明太爷一家便急急忙忙设法去办理上户口的相关事宜。没承想，等到他们前前后后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办好后，却遭遇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土政策”：“寒露前交户口本的，能分到钱，寒露后就没了。”仅仅因为迟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四万多块钱，明太爷无论如何都内心不甘。万般无奈之下，明太爷除了到村委会和乡政府骂一圈儿人之外，剩下的就是酗酒，就是借酒消愁了。正是因为他的内心郁闷，因为他无节制的酗酒，才最终导致了深度醉酒情况下，被那口破缸的豁口扎死的凄惨悲剧。虽然从表面上看，明太爷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自己酗酒，但细细推敲，那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土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此，明太爷的悲剧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乡村政治的涣散。

梁庄房屋建筑也是杂乱无序状态。由于“新房和旧房，共同造成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所以，一种实际的情形就是：“从我家出门向左，原来通往村庄外面的那条路被一栋房子生生截断，向右通过村庄后面的路则被沙土堆、垃圾场堵上，而雪上加霜的是，邻居老支书家儿子，多年来在安阳打工，忽然回来，半年之内，在他们宅基地的最前端，也就是我家的出路口，盖了两层全封闭的楼房，说是按‘趟’盖的。这样一来，我家几乎被圈在四面房屋之中，只有一条狭窄的出路，要想进车，就得贴着他家楼房的墙根进去。”正常情况下，一个村庄的建筑和道路设计，都应该有一定的规划和秩序，也即文中所谓的“趟”。但梁庄的情况，却很显然不是如此。所以梁鸿才会不无沉痛地写下这样的一些话语：“梁庄内部空间，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不在其中，很难摸清楚其路径。”“如果是一个旅行者，他所看到的，完完全全是一个杂乱无序的北方村庄。”在这里，错综复杂也罢，杂乱无序也罢，从表面上看，所针对的，是梁庄的建筑和道路状况。但从一种象征的角度来说，梁鸿所要表达的，恰好是包括乡村政治在内的处于“错综复杂”和“杂乱无序”状态的梁庄基本存在面貌。

或许与乡村政治的涣散状况有关，特别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梁鸿对梁庄村民们社会政治意识状况的敏锐洞察和发现。对“人家”一词的频繁使用，所充分说明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在谈到一些公共事务时，说到村支书、村会计，甚至哪怕是一个队的小组长，都会用‘人家’来代替，‘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都是人家上面人管的’‘人家都是有权有势的’等等之类的语气。这样说的人不乏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梁鸿结合她对梁庄村民普遍心理状态的了解，对梁庄人口口声声的“人家”一词，进行了足称深入的语义分析：“‘人家’，这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从公共事务中择了出来。村庄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复，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关系。二是，自动臣服于某种权力。‘你想盖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调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呀，人家有权有势的’。在这里，梁庄的村民认同了村干部高于自己并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实。”前者的深层语义，是一种在公共事务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态度。后者所揭示出的，则是梁庄村民们一种普遍的在权力面前奴颜婢膝、自我矮化的心理状况。梁鸿在此基础上对梁庄村民们的集体意识或者无意识又有着进一步的解读分析：“在梁庄人意识深处，存在着两个梁庄。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内的那片地，每个梁庄人都花大价钱来打造、修建；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在中国，有着甚为悠久的家国一理的传统，个人的小家与国家这样一个抽象的大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但梁鸿通过对梁庄这样一个小社会的深度考察，却提供了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反命题。在梁庄人的心目中，只有那个院子里的小家才是属于自己的，至于院子之外的其他种种，均属于与己无关的“人家”。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被梁庄人所普遍视而不见的“人家”，恰恰就是事关每一个村民的梁庄公共事务。仅此一斑，我们不难从中见出梁庄人建立在社会关怀基础上的公共意识的普遍匮乏。正是在如此一种洞见的前提下，才会有梁鸿关于梁庄公共意识悖论的进一步论述：“‘人家’和‘人家’相关的那部分梁庄事务变成大家聊天议论时的对象，而不是与己相关的生活。那么，谁来当村支书，梁庄怎么发展，梁庄的集体用地到底多少，北岗地是租还是不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虽然，梁庄最后如何发展会涉及到每一人的利益。”按照梁鸿的分析，问题的要害似乎是，由于公共意识淡薄的梁庄人对于梁庄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很可能是自身利益的严重受损。但在我看来，情况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现行的乡村社会政治规则，没有留下作为个体的每一个梁庄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关通道。也因此，与其浅表地指责梁庄人公共意识的匮乏，莫如更加深入地思考致使梁庄人公共意识匮乏的形成原因。关键的问题是，作家所尖锐揭示出公共意识普遍匮乏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梁庄，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乡村世界，而是包括广大城市地区在内的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个根本症结所在。只有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才算是切中肯綮地理解了梁鸿非虚构书写的一番良苦用心。

注释：

①“卷首语”，载《十月》2021年单月号第1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