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要》：“黑书”、鉴定师与间谍传奇

1980年代中国大陆曾出现过一波武侠小说的出版热潮，参照康凌的相关研究，这其中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旧武侠小说（民国武侠小说）与新武侠小说（港台武侠小说）两种情况。对于民国武侠小说的再版，出版社往往采取以“学术出版”作为“中间地带”，即以“学术”之名来出“武侠”之实；而对于港台武侠小说的引进，则由于版权规范管理的欠缺以及巨大市场利益的吸引，产生了屡禁不止的“各种盗印乃至冒名”现象，比如“在1987年7月下发的一份《部分非法出版物目录》的‘淫秽图书’部分，一共6本书中就有3本冒了金庸之名，1本冒了卧龙生之名”。（参见康凌：《国家政策、学术出版与市场策略——1980年代武侠小说的出版状况》，《文化研究》第34辑，2018年第3辑）而田耳的小说《秘要》，则正是从当时这批武侠小说盗版“黑书”开始的。

“黑书”年代

“当年我就知道，租书铺的武侠小说大都是盗版书，纸张粗糙，印质堪忧，部分甚至错字连篇，但因为进价便宜，一直是瘸腿大伯和别的摆摊老头的首选。同样是武侠书，往外出租，可不会因为是盗版，就比正版少收一角钱。”（田耳：《秘要》，《收获》，2021年第6期，第164页，后文同）寥寥数语，准确还原出了1980年代盗版图书与租书摊经营的“草莽生态”。而就是这样粗糙的纸张、印质和内容，却能让当时的广大读者如痴如醉：“租一册两角钱，五块钱包月不限册书，但一个书摊书铺够不上半年一准翻完”、“有的大哥一天能看两套六大本，看少了不好意思跟小弟交代似的”（第163页）、“见着让人心旌一漾的段落，租客便整页裁走。那是人的神经末梢如何发达的年代啊，只言片语的色情描写都要反复咀嚼吸干榨尽”（第166页）。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图书的质量毫无保障，小说内容也多半不容乐观，更不用提什么合法版权，却激发出了如饥似渴的阅读热情与真挚宝贵的“江湖情义”，而这种经由盗版“黑书”所连结起来的创作、印制与阅读关系，并不能用我们现在的个人著作权、合法出版物，甚至文学熏陶与滋养等概念来完全予以解释。

比如小说里黄慎奎、纪叔棠等人所组成的“黑书”印刷、出租与阅读“一条龙”圈子，就形成了一个有着极强凝聚力的武侠小说“同好”集体。“只是一块爱看武侠，坐下来吃饭聊的也是小说里面的情节。黄慎奎的好记性在饭桌上体现出来，看过的武侠，随便挑出一种，故事来龙去脉，人物各是哪一门派，男女关系有多复杂混乱，他嘴上一理都丝丝不乱。他还推荐一些冷僻作者冷门作品，故事一讲，其他几个人都不插嘴，简直是自成一家的评书，回头把他推介的书拿来一看，大都没有听他讲带劲，所以晚上聚四海书店，也会小有瘾头”（第178页）。渐渐的，这批武侠小说“黑书”的阅读者就不仅仅满足于阅读和聊天本身，他们开始尝试更富主动性的实践——撰写“黑书”目录并为最稀罕的品种“排座次”，甚至于大家还合力展开了小说写作和分头抄录等更为耗时持久的工作，从武侠小说读者一跃而成为作者，“原来武侠小说这东西，写起来比看着还爽，更成瘾！”（第178页），故事中《铁杖流星》《阴魔伏尸洞》《碧血西风冷》等几部武侠小说就都是这样被创作出来的。当然，从武侠小说读者转型成为作者并非是“四海书店”一群朋友的个别案例，而是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普遍性，大到人尽皆知的熊耀华因为读了别人的武侠小说而变成后来的“古龙”，小到整个故事开篇猴子与丁丁从贪读武侠小说到接力创作起武侠小说，以及作者田耳在《秘要》“创作谈”中谈及自己初中时曾试写过“二三十万字”武侠小说等等，不外如是。

首席鉴定师

1980年代的武侠小说“黑书”市场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更名”与“换皮”。比如当时的很多“黑书”——“内容从港澳台走私进来的小说母本里扒取，地下印刷厂重新排印，出版社的名字随意杜撰。进不了新华书店系统，只走民间批市。黑书封面基本都落金古梁三人名字……某种程度上，金庸能成为武侠小说的代名词，这些地下印刷物居功至伟。”（第165页）“有时候印出某种书卖不动了，就把皮扒了，另外印几个封面，取别的书名。有的书名完全是临时发挥诌出来，贴上旧的书芯再往外头卖。同一种书贴不同书皮，一鱼多吃，有时候得手，销量倍增。”（第169页）

当年这样一种有关于“黑书”的“地下操作”，却在无意中成就了几十年后的一份新职业——“黑书鉴定师”。小说中的纪叔棠就是其中代表。随着“盗版”与“换皮”的“黑书”历经时间的淘洗而成为某些玩家的收藏所好——“以前印黑书，校对都没有，自己都知道干这活上不得台面。现在居然有人收藏，卖价比正版好得多，这几年一个劲往上窜，缺本都几百上千了”（第172页），这份“怀旧生意”就给纪叔棠的毕生经历与经验创造出了新的“用武之地”。纪叔棠当年先后在国营印刷厂和私人印刷厂干活，对“黑书”的版式、纸张、印质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又跟着黄慎奎在“四海书店”的武侠“黑书”圈子浸淫许久，甚至还一起参与整理过“黄慎奎目录”，并多年来亲身经营网上“黑书”买卖业务，再加上“他记忆力也是惊人，只消将一部小说的电子版翻看几页，看看主人公姓名、门派和前面几处情节冲突，心里就有底，该书当年翻排成哪几部黑书。记忆若不清晰，仓库里把相关的黑书找出，核对一下立马落实。”（第176页）……这种种经历，简直让纪叔棠成为了“黑书”搜集、收藏与鉴定工作的不二人选。

当年的“宝贵经验”使情感与生活上并不顺遂、富足的纪叔棠有了人生重新开启的可能。在价格浮动惊人的旧书收藏界，拥有重要情报信息（“缺书目录”）、丰富鉴别经验和不少个人私藏及捡漏线索就意味着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有趣的是，纪叔棠对此似乎并不特别在意，甚至于他在经过一年多实地挖掘，挖开了当年被塌方掩埋的仓库，找出了一大批印着“海滨出版社”名号的珍贵旧书后，依旧想的是在公司里找一份固定工作，哪怕这份工作让他原本应该获得的更为丰厚的分红大大减少也在所不惜。在纪叔棠眼中，加入了“公司”就好像是进了曾经的“单位”，也因此就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位和一份集体归属感。更进一步来说，对于纪叔棠而言，成长于198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曾经混迹于“四海书店”的武侠“黑书”圈子，后来随着黄慎奎的去世而使整个圈子逐渐崩解、消散；中年时被妻儿所骗导致自己失去家庭种种人生经历，使得他格外稀缺和珍视一种集体所带来的归属与温暖。更何况这种集体工作能让他经常联想起自己当年在“四海书店”的岁月和老朋友，外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似乎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间谍传奇与一个“题外故事”

小说《秘要》中除了对“黑书”年代、黄慎奎与纪叔棠人生经历，以及当下“藏书”热潮的生动书写之外，另一条重要的故事线索就是号称“第一缺本”的《天蚕秘要》、其作者高沧（黎本忠）的间谍身份，以及徐瀚默与万之锋父子对于小说故事内外的执着“考证”。整条线索慢慢梳理下来，又是一段前后跨越几十年、辗转两岸三地、令人唏嘘不已的往事。特别是其中黎本忠自身的平凡与冤屈、徐瀚默多年以来对相关故事过分传奇化的（伪）考证，以及小说最后用了最“黑书”的手法满足了所有人的梦想——让黄慎奎的小说获得正式出版的机会，让高沧的故事有了传奇精彩的结局，让徐瀚默在人生最后阶段完成自己的“考证”工作，让广大藏书家见到传说中“第一缺本”的“真颜”等等，不仅在整体故事结构上做到极为精妙的“严丝合缝”，同时还形成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历史喟叹。

据田耳在“创作谈”中所说，小说中高沧的间谍传奇是有着“特务高皋”曾经创作过武侠小说并流传到大陆成为“黑书”作为故事原型。而我则在读罢《秘要》后不禁要感叹历史的巧合，因为最近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和“特务高皋”颇有几分相似的人物——位育，只不过高皋写的是武侠小说，而位育则专门写侦探小说。文章最后，不妨对位育的小说创作和间谍经历略作介绍，权可当作小说《秘要》中高沧传奇故事的另一个现实版本：

位育，生卒年不详，在19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版过《公寓之血》《自杀者》《毒蛇与毒草》《触电》《含沙射影》等多种侦探小说单行本，皆属于“夏华侦探案”系列，一时间影响很大。不同于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多是模仿福尔摩斯与华生的“侦探-助手”组合（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或者是夫妻搭档（长川的“叶黄夫妇探案”系列）与兄妹组合（艾珑的“罗丝探案”系列）等等，位育创作的“夏华侦探案”系列中侦探夏华则是拥有着一个建制完备、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侦探团队与事务所——事务所地址在上海静安寺路一〇〇〇一号（门牌号当然是虚构），主要成员有侦探夏华、助手郑旦（专门负责验尸）、郭中（专门负责调查和行动）、许良（夏华的秘书）等人，此外，还有警察总局刑事警察处科长葛世弘做外援支持，呈现出高度的职业化与体制化特征，专业到让人不由得有些心生疑惑。

“位育”显然是笔名，而我在同一时期的民国侦探杂志《大侦探》上找到了署名“刘中和”的“夏华侦探案”小说创作，故事背景、人物设定与基本笔法和“位育”如出一辙。甚至于在同一本《沪西》杂志1947年底和1948年初，就接连刊载过署名“位育”和“刘中和”的“夏华侦探案”系列小说创作。由此，大致可以判定“位育”应该就是“刘中和”的笔名之一。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沿着“刘中和”的笔名一路追溯上去，会发现他曾写过标为“实事杂记”的《地下工作回忆》一组文章，文章里刘中和记载了自己曾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加入国民党“三青团”，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其间有不少关于当时地下谍报组织工作的内容，甚至还有和“76号”激战的记录。

当然，我们对于1949年以后位育的下落尚不知晓，位育和高皋之间应该也没有什么切实关系。但在194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这两个通俗小说颇为繁荣的时代里，类似于位育和高皋这种同时缔造小说内外传奇故事的人物应该还有不少，而这些历史与传奇、这些过去时代的人与事、这些被遗忘在岁月角落里的“黑书”，正等待着像田耳这样的生花妙笔，来一一挖掘并赋予其新的生命。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