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路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 摘 要

“地方路径”的概念有助于重新厘定“中心/地方”之关系，可以改变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因果律和进化思维，对经典作品重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这一概念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但它自身也有难以克服的问题，故其有效性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 关键词

地方路径；地域文学；文学城市

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相对沉寂的时期，有重大突破的成果较为少见，而李怡教授提出的“地方路径”问题，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一概念指示的研究思路，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将给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一 “地方路径”的概念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李怡做了如下界说：

所谓的“地方路径”的发现和彰显则是充分意识到另外一重事实……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的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当然，中国整体经验的成熟也会形成一种影响，作用于地方、区域乃至个体的大传统，但是也必须看到，地方经验始终存在并具有某种持续生成的力量，而更大的整体的“大传统”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传统”的更新和改变显然与地方经验的不断生成关系紧密。

着眼于个人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所形成的文学流脉，并考镜源流、辨析特征，呈现“文学中国”的多重路径和复杂结构，无疑对传统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是拓展文学研究视域、寻求学术突破的重要尝试。这种福柯式的思路，会让研究者发现历史深处散落的知识碎片和文学根须，并通过这些过去被忽视的散碎材料，重构文学史的空间版图，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李怡对成都的研究，就是一次成功的学术实验。在成都的李劼人有着自己的文学趣味和自觉的文学追求，他于1915年创作的白话小说《儿时影》，语言明白晓畅，叙事也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窠臼。很显然，李劼人的文学走向，与“五四”文学革命无关，但确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后来的系列小说，都流灌着成都特有的文化趣味和审美特质，以一种与主流文学迥异的姿态，成为新文学阵营中的一员大将。而在李劼人周围的很多四川作家，包括郭沫若、叶伯和、吴芳吉、吴虞等，“他们的历史态度、个人趣味都表现出了与时代主流的某种差异，具有明显的‘地方品格’，而如此的地方品格却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另一种内涵。”强调地域意义上的边缘作家在文化和创作风格上与主流作家的差异，并非是为了进行传统的区域文学研究，而是寻找新文学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的多元路径，这是这一研究思路的独特之处。

李怡对成都路径的成功发掘与论析，为这一论题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借镜，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属于成都的‘地方路径’之外，中国现代文学自然也可以继续找到来自其他区域经验的多姿多彩的现代化‘路径’，例如张爱玲与上海近现代文化的区域路径，老舍与北平文化的区域路径等等。”这就意味着，这一学术实验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李怡在《当代文坛》上主持的专栏，推出了多篇以“地方路径”为方法的研究论文，比如陈瑜的《晚清“新小说”的地方路径——以武汉〈扬子江小说报〉为中心的考察》，认为《扬子江小说报》作为晚清武汉地区第一份新小说杂志，从创刊之始便立足于本地，呈现出一条从“地方”到“中心”的新小说发展路径。其他刊物也陆续推出了一些相关文章，如何吉贤的《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地方性”因素在“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并认为“‘地方路径’的引入，确也能为‘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研究带来很多的可能性。”谭华的《汉口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指出在苏州至上海的通俗文学路径之外，还有一条汉口至上海的另一条路径。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地方路径”这一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有效性。除了这些理论实践之外，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也出现了多种声音。张光芒充分肯定了文学“地方路径”在重构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李永东通过分析文学的“在地性”，肯定了“地方路径”这一理论构想在重回中国现代文学空间地图方面可能带来的突破。2020年9月，成都召开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年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李朝全、李怡、程光炜、张洁宇、贺仲明、吴俊、张永清、孟繁华等多位学者，就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问题发表了看法，助推了这一问题的影响和传播。但就目前来看，这一概念仍然处于探索时期，其学术前景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二 文学的“地方路径”所针对的问题

专门提炼出这样一个概念，显然是想解决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为了照亮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盲区。对此，李怡有着明确的、清醒的认识：“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我们的结论是，‘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要绘制完整的“文学中国”的空间版图，仅有过去的区域文学或地域文学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寻找那些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地方路径”，才能看到完整的血液循环图。由此不难看出这一概念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学术野心，也就是通过地方与中心的对话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具体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厘定中心与地方（边缘）的关系。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者一种文学思潮、流派，都有自己地域上的中心，就现代文学而言，北京和上海就是现代文学诞生和发展的中心。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曾经一度成为文学上的中心城市，但那是作家和文学漂泊的异乡。抗战结束以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家们纷纷返回东部城市，重庆再次边缘化，北京、上海依然是文学的大本营。就像费正清研究中国历史时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中心和边缘也构成了一种“冲击－反应”模式：全国各地边缘城市的文学现代化，都是在北京、上海文学的辐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这一叙述模式到今天依然是文学史建构的主流方式。李怡提出的“地方路径”，就像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样，试图在“地方”发现“文学”、发现“中国”，他说：“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成都发现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这是一种思维的根本突破。它的意义并不在表面的激情般的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地对一系列历史事实敞开。”这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去中心化”，确切地说是重新审视中心与地方之关系，或者说重建中心与地方之间的平等关系，它意味着：地方并不总是处于被带动、被建构甚至被覆盖的状态，而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独特性，与中心形成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平等关系。这一思路对重新认识文学史自然具有独到的价值。就像已有文章显示的那样，成都、汉口等地在新文学诞生过程中，自发地出现了符合新文学特征的创作实践，最终跟起源于京、沪的新文学合流。由于后者为主流，所以前者被收编，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身影。就像一条支流汇入长江，从此失去了自己一样。但对文学而言，这些支流的独立价值是不能被收编也不能被吞并的，这是“地方路径”概念在学术上的重要指向。

第二，“地方路径”的提倡，可以改变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因果律和进化思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有着历史学基本的特征：“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个过程，……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这一选择体系的逻辑基础是因果关系：历史学家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符合自己解释框架和论述模式的因果律，从而建构起一套属于自己的阐释体系，历史由此便获得了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形成了多种阐释框架，每个框架都由几个核心概念组成，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蓬勃的、错杂的现代文学被整合进各种阐释体系之后，形成了理论上的自洽性和整体性。从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系到之后的启蒙文学体系，再到“现代性”体系，都显示了理论本身具有的巨大能量。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钱理群等人在论证“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将“改造民族灵魂”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将“悲凉”作为主导的审美风格。提出者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时候，特别强调“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中蕴含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而这种“整体意识”是以牺牲众多富有个性的作家为代价的。

同时，在文学史叙述中，进化论与因果律成为结撰文学史的基本逻辑。众多题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教材，就显示了自“五四”以后形成的进化史观，而进化的过程，正是一个因果连接的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所谓新文学，都是在‘进化论’的规范下，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矛盾中彰显文学历史的演化过程。”文学就是通过这一逻辑，整合为一个结构缜密、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的。正如卡尔指出的那样：“像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由于他急于理解过去，同时也被迫简化其错综复杂的答案，使一个答案归属于另一个答案，在混乱的事情和混乱的特定原因中引入秩序与一致。”但当我们进入文学史的内部，凭借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去认识它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文学史错综复杂，任何整合都显得武断、粗暴。就像原始的热带雨林，纵横交错，芜杂繁茂，要让它井然有序，必须借助刀斧的加工才行。

从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来说，我们需要这种井然有序的文学史，但有时我们也需要重返茂密的雨林，感受文学史的原始形态，寻找我们需要的绿叶与花朵。“地方路径”的提出，就是为了重返文学史现场，在文学史的原始形态中，探寻属于每一个研究者自己的路径，就像李怡通过对成都现代文学的考察，在京沪之外找到了一个新文学的原发性起点一样。自然，李怡的这一发现，无意也无法以成都取代京、沪作为新文学发源地的地位，但这一发现，对解释新文学发生的地域性、多元性，则具有重要意义。就以中国新诗的诞生而言，论者多以《新青年》作为新诗的发源地，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被看作是新诗诞生的标志。而在此之前，1916年胡适在美国有意尝试白话诗创作，同年，郭沫若在日本自发地进行白话诗创作，写下了《死的诱惑》《新月》《白云》等作品，后来成为《女神》中的重要篇什。胡适和郭沫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在相互隔绝的情势下从事白话诗创作，所以说中国新诗的诞生有“美国路径”，也有“日本路径”。郁达夫的白话小说创作，与《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也没有太大关系，更多地是一种自发追求，所以在研究现代小说起源的时候，“日本路径”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装置，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造成对历史的曲解或误解。其他如陈衡哲、叶绍钧等人的早期创作，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萌芽。即使在京、沪两地，很多“不入流”（难以归属）的作家，也彰显了文学中心城市的“地方路径”，而在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中，这样的“地方路径”都被遮蔽了。

因此，“地方路径”的提出，为打破几十年来文学研究和写作的固有模式，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

第三，地方路径的概念，有助于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引发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重评，对重写文学史会产生一定影响。地方路径的概念，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地方文学的重新审视，一些边缘作家和文学现象会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意义。也许它能够像一束强光，照亮过去被我们忽视的文学史中的暗区，让我们有新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地方路径”的概念为我们重读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赵静的《成都经验与〈激流三部曲〉的城市写书》是借助地方路径解读文学经典作品的一次重要尝试，显示了这一概念在作品分析方面的巨大潜力。在以往对《激流三部曲》的研究中，人们强调的是“家”中的故事和人物，相对而言，对“家”所在的成都关注不多。赵静的论文，分析了鸣凤、觉慧性格中的成都因素，使我们看到巴金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立足于新文化之外的本土资源，显示了成都文化的独立性及其与北京、上海等主流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巴金写了‘双面成都’，即从复杂多元的世俗生活的‘成都’中渐渐意识到了一个理想中的‘成都’，而这样的‘成都’是觉慧‘侠’思想中奇异的国度，亦是后来的‘上海’。在某种意义上，是‘成都’生产了‘上海’。而非‘上海’覆盖了‘成都’。这也不难解释缘何巴金写不出觉慧到达上海后‘群’的生活，大抵是因为‘上海’也有着双面性，觉慧终究还是面对日常起居以及市民层面的‘上海’。”如果不借助“地方路径”的概念，是很难看到“文学成都”和“文学上海”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同样，借助这一概念，像沈从文、东北流亡作家群等作家，都可以有新的发现，所以说，“地方路径”的提出，为经典重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三 “地方路径”的局限与反思

“地方路径”的提出，已经引起广泛关注，部分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这一概念的学术潜力和较为广阔的前景。但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地方路径”的真正价值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从理论上讲，“地方路径”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但它无意也无法改变文学史研究的主导方向和叙述主流，所以其意义不能过于夸大。以李怡对成都的研究而言，李劼人等成都作家最早的文学尝试和其作品中流淌的成都逻辑，借助“地方路径”这一概念得到充分发掘，但无论如何，不会影响文学史书写中对李劼人已经形成的基本评价，不会颠覆文学史的基本框架结构。四川“五四”作家的“蜀学”背景为解读四川作家提供了新的入口，但蜀学并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血脉。而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等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蜀学的独特性关系并不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路径”是文学史研究的补充，难以带来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无法从根本上撼动文学史研究已有的格局，所以其价值是有限度的。

“地方路径”的提出得益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启示。柯著是一部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著作，深得中国学者青睐。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正视：第一，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固然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但并非是理论假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自近代开始，西方便主导了世界，一度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追慕和学习的对象，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学习和追赶西方的过程。费正清正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才提出了这一研究模式。我们可以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与傲慢，但无法否认历史上存在过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从理论建树上来说，柯文并不比费正清高明——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副产品。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中心/地方”之间业已形成的格局自有其合理性。从晚清开始，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文学和文化运动，通过书籍、报刊、教育等媒介，对全国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上海，以其强大的出版和发行能力，成为现代文化的转运中心。正是这种辐射和带动作用，使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全国很多地方蔚然成风。“五四”文学革命依然如此。所以北京、上海的文学和文化中心地位是无法动摇的。确实有某些作家呼应时代要求，自发地创作顺应时代发展方向的作品，这是因为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以一己之力回应时代主潮，这种状况是很常见的。这也证明“地方路径”问题具有普遍性，而其阐释力也是有限的。

文学史写作一般来说先是做加法，再做减法。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在最初的研究和写作中，通过广泛发掘史料，对作品进行细读、研究，筛选出其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也是研究者争鸣、辩论和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之后，该淘汰的就会被湮没，经典作家留在文学史上。就像我们今天看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都是由经典作家、作品构成的一样。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算起，也有70年的历史了，做加法的过程应该收尾，并开始做减法了。但“地方路径”的提出，会使很多已经被湮没的作家浮出水面，这固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并不符合文学史进入“做减法”时段的学术趋向，所以对“地方路径”的使用，应有所保留。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