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到“南方”：在世界的两端

如果我们把写作或者文学世界看作一个游戏场，在我们上场参与游戏之前，游戏的规则已经成型并且运转了多年，一个写作者能做的无非是谨慎地观察模仿，试探着去参与，直到融入这个世界。如果不是一个彻底的游戏重组者，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投入或多或少的热情。出生于1980年代的作家小昌，并没有在80后作家声势煊赫时开始写作，但却是一个投入热情较多的写作者，敏感多思的天性与广泛的阅读让他体会到文学世界的魅力，进而投身到以语言文字去编织世界的事业中来。近年来在《钟山》《十月》《花城》《上海文学》等发表大量中短篇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小说集《小河夭夭》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2015卷，长篇移民寻根小说《白的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广西年轻一代写作者中的佼佼者。

小昌的作品得到了一些业界的认可，譬如黄平的《边缘的青年与边缘的文学》赞赏边缘青年的情感结构，马兵的《归乡者、悬置者与时代病人》以对时代病虚无的内在反省去理解小昌作品潜在的能量，唐诗人的《犹豫不安的“人”》认同小昌叙事的迷宫与人物情感之错综复杂，曾攀的《幻梦征兆、疾病隐喻与主体形构》指出小昌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幻梦征兆与疾病隐喻导致的主体形构上的重合或分裂。另外，李北京的《小河和大海与小昌的小说世界》，以小河和大海的意象联系起乡村与城镇世界，覃莉的《困与逃的对立：小昌〈白的海〉小说的地理空间建构》，专门聚焦小昌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白的海》，把“鱼嘴镇”作为一个特定文化地理空间，讨论其中的现代困境与精神难题。在纯文学接受不甚景气的环境下，小昌的创作在传统文学的评价机制中，获得了最大善意的阐释与解读空间。

一

小昌出生在山东的农村，上大学之后离开故地，辗转到异地他乡广西桂林、北海等城市，富士康的工作经历，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活，与当代中国转型期众多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人有着大致相似的履历，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安顿自己的生活，“在陌生人描绘的经纬线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是个人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①。每一个离开故乡去外地谋生的年轻人都会理解小昌作品中浓墨重彩的两个世界——乡村与城市，附带着具体的意义体系。叙事者或者那个讲故事的人，天然地分成两个，一方面念念不忘内陆乡村的生老病死的往事、少年伤痕、难堪与秘密、成长的爱与痛，它们熔铸成一些结实的情节，纪念碑一样耸立在不同的小说中；另一方面他又从成年世俗生活开始的一刻，被镶嵌在第二故乡的风雨中，第二故乡在小昌的小说中一般是指广西北海，一个边地和海湾热带城市，清楚地折射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微影像，这里留驻了众多外地人，有一种现代城市的神秘气息和边地城市的另类现代感，其间的困顿与索求，熙来攘往，故事不绝如缕。两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泾渭分明，有时候又以各种方式交融在一起，互为彼此故事和情感的对照。

小昌对乡村世界，采取了平视的角度，“我的小说大多在写自己，而且我认为好的小说该回到自己”②，往往给人一种作家的自传性的错觉，这是一种方便地处理过去的方式。在地理的流动与社会的流动中，乡村的记忆必然已经成为过去，而乡村叙事变成对过去反复重申的阐释，“过去是可变的，易变的、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回忆过去的经历时往往反复进行新的解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多少观点，他就有多少不同的经历。我们召唤一些事件，认为他极端重要；却把另一些事件打入另册，并逐渐遗忘”③。

小昌在乡村叙事中召唤了情感的共同体，返乡者小心翼翼去试探和恢复的友谊、亲情，被往事浸染过的风物和空间等，他们带着清醒而冷静的视角。而重复出现的女性非自然性死亡，却是惊悚而刺目的，越出我们在乡村叙事中常见的情感轴线。比如《小河夭夭》提到水闸那里有很深的一处水洼，常能钓到大鱼，但人迹罕至，“那里死过很多人，尤其是女人。村里的女人生了气，闹了别扭，想不开就去寻死。很早之前，常喝农药，也许那样死得有些难堪。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去水闸了。朝深水里一跳，让家里人去后悔吧。信邪的人说那里有很多小鬼儿，一下水，就身不由己”。这个情节在《点将台》里再次重现，小安的娘“爬到城墙上喝下一整瓶敌敌畏，喝完没事人似的，……扑腾了一阵，就没动静了。人再次被发现时，早已面目全非，身上落满了豆大的绿头苍蝇，一身绿，嗡嗡地叫。万人坑阴气飒飒，村里人很少去，那地方邪气重，常听人说，一到深夜，鬼火到处在飘，隐约能听到战鼓声、喊杀声”。重要的压抑的社会事件被小昌冷静地叙述成偶然的日常的事件，它们带来没有波澜的普通死亡，而在笔锋转折处，非自然死亡又跟历史、地域性组合为鬼影幢幢的世界。到《天贵》这部作品，同样写母亲之死，却平添了戏谑的味道。一个男人孤独地面对母亲死亡的场面和生命最后的仪式，这让儿子在村庄里获得了尊严，从来没有人如此重视过他，被家族中最有威望的男人叫到一边，你来我往和颜悦色。《天贵》打开了母亲的历史，一个被拐卖来的贵州女人惨痛无法诉说的历史，她受侮辱、损害，潦草的一生像巨大狰狞的缺口敞开在乡村的天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当代中国发达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小昌的乡村世界事实上并没有提供新鲜的审美经验和思想经验，他淡化了阶层、经济、性别等视角，以童年、回访者的视角抽取了个人创伤性记忆的部分，于是乡村成为个人之殇。《天贵》中主人公回忆了少年时期的一次出逃，“他去了海边，人生第一次看了海，海让他感到了宁静，让他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④。远处或者另一种空间是对乡村世界的克服和解决，归来者是现在的视角，他们都曾经是出逃者，天贵任性的爱情也像是一次出逃，去克服此地的不适和寻找存在感。小昌让作品中人物逃离的空间是新鲜而独特的，一个与海洋有关的不稳定的南方世界由此在作品中诞生。

二

中国文学对海洋文明的叙事始终没有成为重要的生长点，小昌由于个人生活阅历的便利，在近年的创作中，加入了众多的海洋元素和南方生活气息。评论界最近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新南方所指的是南方以南，跟我们经常提及的江南不同，是一个需要被重新看到的地方性叙事，是值得在文学中被重新发现和讨论的中国故事与精神特质，它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种精神空间。《圆堡》虚构了一个离奇的海边乌托邦（恶托邦）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此前乡土小说中那个诗意的大海意象，而是世俗世界尽头的一间实验室。小说无头无尾，故事从中间开始，“成为老扁的第一天，他就上路了”。我们在小说中无法获取更多关于老扁的身世与价值观，来自哪里去往何处，他就像一个符号离散在故事的天空，主人公就像进入一个游戏一样，承袭了老扁的身份和使命，“扮成老扁去给一个老女人弹钢琴。老扁就是干这个的，靠给别人弹钢琴挣了不少钱。他认识不少阔太太，他给那些阔太太弹门德尔松，甚至手把手教她们。他喜欢门德尔松。他为了成为真正的老扁，不得不练很多首门德尔松的曲子”⑤。接下来，老扁进入了一个圆堡的魔幻现实世界，这个世界由管家老莫、太太和小雨三个奇怪的女人为主体，还有诗人、司机、陈阿姨等，一个无理性地苛求爱的世界。这个世界抽离了具体的生存图景，饰以阶层、爱情、亲情、禁锢与逃离等元素花边，替代了完整的有起承转合的人生故事。小昌好像是一个谜语的制造者，错乱地设置了各种可能性的谜面，似是而非的杀人案、逃离与追逐的游戏、虚构的爱情，而不去理会我们在悬疑小说世界所经常看到的缜密逻辑与因果关系，这个世界是错乱迷离的，彻底逆转了秩序与合理性，文字变成制造错乱的工具。如果为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命名为乌托邦或者恶托邦的话，在小说主体线索上似乎也是成立的，一个正常人走进一个异乎寻常的感官刺激和情感重口的世界，最后沉迷于这个世界，正如小说中小雨披头直面向他预言的“你会爱上这里的，接着你就离不开了”。最后“他喜欢上这里了，他想住下去，永远住下去，像小雨那样”。

荒僻海边的这所圆堡，像是一个独立的只负责精神生活的小世界。圆堡的原始居民渴望建立的是一个爱与自由的世界，这里的人爱他人，而不是只关注自我，但他们又以神秘感和情感热烈造成压迫和恐怖氛围，传导廉价的心灵鸡汤语录，喜新厌旧迎接新的血液输入，世界错乱地折叠了阴谋与伤害、谎言与真诚等对立项。大海无限包容，老扁在这里感受到安全与平静，获得了与自己面对和思考的机会，“这些人不像是什么坏人，这里有爱与自由，人人相敬如宾”，随着深入这个世界，他发现了许多秘密与羞耻，试着逃脱，但却更加深入地陷入这个世界中，太阳每天一如既往地从海里升起，刷新崭新的时间，遮盖了往日的秘密犯罪血腥羞耻，又有着惶惶的威胁，“海里有很多水母，会让你遍体鳞伤的”。《圆堡》以一种混乱去隐喻某种现实魔幻般的存在，又指向对自我世界的批判与祛魅，小说所呈现的杂乱无章的世界构想，是作家混乱的思维的符号，也是我们无法为世界命名与赋形的无力感，它只能以扭曲变形，以激烈与极端的方式集中在一个狭小空间中，任由它自我发酵膨胀，去探测这个世界可能的边界与性状。

长篇小说《白的海》在写作手法和精神上，与《圆堡》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一去不复返的神秘人物，急遽变化的现实生活，以大海作为参照的精神空间。《白的海》有一个现实故事的线索，以广西北海的一个渔民、侨民杂居的小镇鱼嘴镇为具体故事发生地。20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热潮和外地人蜂拥而入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希望、生机、混乱、爱情与别离，“陈宏昌想起那些年月，整个人也精神抖擞了，说那时候真好呀，真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⑥。接下来是亚洲金融危机和房地产业的泡沫，小镇变成一座空城，楼群变成了野猫的江湖，一到晚上成群的野猫叫春厮打，上蹿下跳鬼气森森。小镇上无所事事逞勇斗狠的少年黑头强、李维克、阿光、小雨等，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常生活，小镇往事、少年的忧伤、懵懂的青春期、热带的忧郁，与侨民、东北人的矛盾搅和在一起，他们内心的躁动外化为暴力和伤害。

小镇上的实权首富黄水秋预谋杀死丈夫张东山，张东山阴差阳错坠亡，黄水秋成为难以洗清的嫌疑人，此时她身患重病，众叛亲离，小说是一个女人孤独绝望的消亡史，同时又是黄水秋的个人史，整部作品可以组合起她个人的全部历史与秘密。黄水秋与姐姐黄水春，“她们一出生就在海上，那片海处于热带，没有春天和秋天，或者说春天和秋天短促得不易觉察。她们的名字像是渔民们的遐想，这群人终日漂泊在海上，没有见过陆地上的春和秋，这也是她们被叫春和秋的原因。她们一模一样难以分辨，分辨她们也成了很多人闲暇时的游戏”⑦。黄水春跳崖而死的记忆一直是家族隐痛，也是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接下来是黄水秋的发迹历史，她与李四妹曾经一起去非洲西海岸打工，经历过漫长的海上漫游，辛苦的赚钱和友谊扶持，出卖自身，她获得第一桶金。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付出了精神的代价，使得她在之后的生活中喜欢没有窗户的房间，类似船舱的感觉，“她把门猛地关上，像是关上外面的世界。世界出奇地安静，她需要好好梳理一下，像是手上的一只鸟似的，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

鱼嘴镇的第二代阿光与黄水秋有强烈的对峙，他把内心的创伤归为“他们”——外地人的到来，金钱和资本的诱惑，小镇被席卷起伏的命运，“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反正是有他们”。“他们都不是人，是畜生。”在阿光的认知里，黄水秋是他们的一员，收养的侄女欢欢也是这种对立人群中的一个，她把原罪归于黄水秋，并展开原始冲动的复仇，他们指证黄水秋就是杀害张东山的人。黄水秋努力去赢得他们的谅解，去证明自己的无罪，她的主动消失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原罪的一种补偿。家庭内部思想前卫的儿子，寄住在家的美国小说家，都无法获知黄水秋的内心，她孤绝于鱼嘴镇的人群。黄水秋模仿了黄水春的死亡方式，一种不被理解的消失方式，黄水秋在张东山被杀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彻底消失在鱼嘴镇的视野里。

黄水秋的名字像是一个连接符，连接着古老的鱼嘴镇故事与现代的挫败遭遇：杀人与逃亡，它还连接着过去的伤痕，孤岛一般的打工和资本积累经历。承袭这个名字的黄水秋舍弃孩子欢欢，“从广西到香港，接着再到印度尼西亚，又来到美国。谁知道她这一生究竟经历过什么呢”⑧。她的好朋友阿丽，带着追踪她一生的好奇心，一路寻根到了鱼嘴镇，与更年轻的观光客般的小说家美国人艾米相遇，她对侨民生活感兴趣，“李四妹和黄水秋曾在非洲西海岸的深海加工渔船上待过几年，很少靠岸，她们回来后，李四妹就魔怔了，躲在黑屋子里一句话也不说，很多海上待久了的人都会有一些古怪，船就像是一座孤岛。艾米不会想到眼前的阿丽也是从船上来，没人比她更清楚船上的一切了。艾米想象中那艘船就是《海上钢琴师》里的那艘船”⑨。

《白的海》是为鱼嘴镇的两代人的精神世界塑形，他们把对远方和另一个世界的期待深潜心里，与置身其中的躁动时代告别。黄水秋的好友，李四妹独自一个人独自上山，她要一个人去看看黄水秋，看看一个女人怎样一步步走向悬崖又义无反顾地向下跳。阿光父亲赖以为生的老马，以残忍的方式成为宴席上的火锅，被刺痛的阿光上船离开鱼嘴镇。单纯的观光客般的记录者艾米与同行者阿丽，都找到了他们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我们非常清楚艾米是未来的书写者，而阿丽这种感同身受的同行者近乎绝迹，历史的真实和复杂的情感未来可能失去，这大概也可以看作小昌在《白的海》中制造重重迷雾的动机，无限接近于情感的真实。《白的海》提供了边地城镇与大历史、世界链接的方式，小说中的主人公模仿原型的死亡，借助他人的名字重新生活，这是《圆堡》中同样使用过的元素。在最初的意义上，这种桥段链接不同的生命，构筑不同空间中人物的共同命运，而边地与海洋的社会空间，使得《白的海》的空间扩展至全球空间和近现代历史的时间。

以海洋为意象去书写鱼嘴镇人们的命运，他们所经历的社会震荡和内心波动，必须求索于本土本地的救援，海洋是神秘的救助所，也是人们的精神寄托之所，它包含了原初的历险逐梦，带来最初的资本积累和原始创伤，带来小镇生活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和暴力解决的方式，它一定也会带来伤害之抚平。中篇小说《乌头白》可以看作海洋世界与陆地之间精神生活的深层次交流，林少予下乡时期的恋人于凤梅身患重病，她像临终前寻找树洞一样，走进林少予的家，带来了垂死的生活气息与往事的纠缠。林少予任性地留宿不速之客，从而完成了在情感上对自己造成压抑的母亲和姐姐的叛逆与反抗，也揭开了家族内部不忍直视的伤痛——父亲、母亲的遭遇，父亲被打倒的历史，烧毁的小说，妹妹小盼的死，作为父亲私生女的姐姐等。姐姐在这一刺激下，开启大兴安岭寻根之旅，去弄清楚“他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去了解父母的世界。在这部作品中，海湾小城的怪相与往事穿插错落地平行打开，它们互为彼此的援救。

三

马兵认为小昌的小说有一种“从虚无内部推动我们对此的反省”⑩的品质，作家本人也追求精神向度的表现。不用讳言，在阅读小昌作品过程中时常感到费解与无助，最后几乎是一种瞎子摸象式的重新构想，阅读者的解读与作家的设想可能走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又或者是背道而驰，各行其是。小昌乡村小说中熟悉的人物关系，带有秘密的少年心灵，对比于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更接近于封闭的、完形的状态。而他所书写的南方小城（海边小城）生活往往有一种寓言化的倾向，人物设置是意念式和排列组合式的，缺少一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性。大部分人物的来历去向经不起现实主义严格的推敲，只能以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糅合的方式去呈现，以海洋为大背景的世界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气质，居于其中的人们也沾染上典型的现代派忧郁气质，他们被一些胃口浓烈的情节如谋杀、创伤、爱欲、漂泊所包裹，拒绝履行普通人的责任与义务。从《白的海》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南方独特的现实生活为小昌提供了广阔的也独具特质的表现空间，独特的历史记忆、地方文化、区域景观、时代情绪，以及由此所要求的新的表达方式。略微遗憾的是，小昌选择了一条奢侈而浪费的路径，他的作品触及我们对新南方写作和新南方想象的各种元素，但每一种元素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停顿、铺展和深入表达，那些重要的时代阵痛、心绪像流星划过夜空。

注释

①③［美］彼得· L .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79、66页。

②小昌：《打一枪换个地方（创作谈）》，《西湖》2012年第12期。

④小昌：《天贵》，《上海文学》2019年第5期。

⑤小昌：《圆堡》，《钟山》2018年第6期。

⑥⑦⑧⑨小昌：《白的海》，花城出版社，2018，第85、3、193、231页。

⑩马兵：《归乡者、悬置者与时代病人——小昌小说论札》，《创作与评论》2016年11月号上半月刊。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