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如：人的“天问”

继采撷自童年和少年时期记忆的《安娜表哥》之后，余静如又捧出了新作《平庸之地》和《好学生》，这也意味着她的人生与写作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之所以下这样一个不无武断的结论，不仅是因为这两篇小说与之前的《安娜表哥》大异其趣，还因为这两篇小说有着某种相似的质素——在叙述层面上，它们都具有回望的性质，仿佛在推开一扇新的大门之后有必要对过往打个结；从内核上说，作家似乎对于未来有诸多疑虑，要以小说探究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要为许多说不清的事情寻找一个答案。

不妨先看《平庸之地》。小说以一种谶言的形式起笔：“当他真正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时，他已经到达了他人生阶段里中年的末期。”这是小说的核心。《平庸之地》平铺直叙地讲述了他的一生。说起来，他也不过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传奇经历，也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幽微之处。他有着乡村里与自然相伴的童年，平稳的少年，然后像大多数人一样，长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普通的大学，普通的专业，小康之家，然后成为公务员，做着简单的工作，遇到合适的伴侣。然后有了孩子，以及宛如插曲的出轨。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他也不过是平稳、顺当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就像小说里总结的那样，“他感到自己受着上天的眷顾。他从未吃过什么大的苦头。他人生的那艘小船稳稳当当地，沿着他能看得见的那条航线去了，他甚至有些庆幸自己不再年轻，他看着自己完整的家庭，庆幸自己不必再遭受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苦恼……”余静如用平淡的近乎乏味的语言叙述了他平淡无奇，或者说平庸的一生，宛如一叶扁舟，轻快地越过千山万水，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阶段或者事件上停留。显然，余静如意不在此，她真正在意的是伴随着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显现不同样貌的“它”——在童年时，“它”很小很快，让人难以察觉；少年时，“它”大了一些，没有颜色，是天空的颜色，“像是它的一个伙伴”，若即若离，“又像是一个监视者”，让他感觉到威胁、心虚；结婚生子后，它“变得庞大起来”，“大约超过他体积的三倍”，“就像一个有形态的梦，又像一个忧郁的、发福的中年胖子”；一生就要过去时，“他成为了它的囚徒”，他终于发现，它是一架航空飞机；到了他八十岁的那一天，他终于在现实中见到了它，它就是他，他“任由它去往一个永恒的平庸之地”。那么，问题来了，“它”究竟是什么？这是余静如给我们出的谜题。如果让我猜，答案很可能是，它是他的灵魂，或者说自我。大多数时候，我们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按照各种规定性度过自己的一生，根本意识不到灵魂的存在。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在被情绪裹挟的时刻，我们突然被灵魂的问题缠绕起来。灵魂与我们的生活，甚至与我们的身体形态具有某种一致性。如果我们凝视灵魂足够久，灵魂会慢慢向我们显露它自身——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以经历、以沉思去灌注。可惜的是，作为普通人的他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在人生终了的时候，他才发现，对于人生，他似乎丧失了主动权，总是被动地接受一切。他本来可以发展出更为丰富的自我，“如果他曾停留在那些时刻，用心去仔细看的话……”现在，他只能接受一个平庸的自我。这大约就是小说以“平庸之地”命名的原因吧。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或许吧，但与此同时，他又感到如释重负，毕竟，对自己负起责任来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说《平庸之地》是一个人的喃喃自语，那么，《好学生》则是两个人的和声。与《平庸之地》的他一样，《好学生》中的他也停留在某个特殊的处境。他的人生就像一道曲线，漫长的平庸乃至被否定的经历，在黑暗中度过，突然之间获得了成功，猝不及防地到达人生的顶点，然后是迅速地下坠。现在，他陷入了抑郁的境地。小说就从他接待一位曾经的老师开始。这位不请自来的小学老师显然充满了倾诉的愿望，她需要在一位陌生的“名人”面前获得对自己一生的肯定。这位老师代表了小说的高音部分，她用一种加了滤镜式的模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这里面有一种虚假的勃勃生机。小说的叙述者在运用不同机位打量她的同时也对她展开了精神分析：“她似乎仍有一种执着，一种野心，这些本该是年轻人所拥有，但现在许多年轻人也并不具备的东西。她在讲述过去的时候，仿佛并不真正认为那是‘过去’，而是此时仍旧捉住她，困住她，拖累着她，阻止着她向更高远的地方去的什么罪案的枷锁。她的脸上写满了不甘，可她又能做些什么呢？”在高音越来越弱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低音部分也越来越低沉。与她相反，他对自己充满了厌弃。即使是对他们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他们也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她认为那是属于她的快乐时光，而对于他来说，那是十分不快乐的童年。她与他之间联系的那根线渐渐绷紧，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小说迅速到达了高潮部分。在他和她都走向失控的时刻，他突然想起来了童年时期和她的那场冲突。借助记忆，他明白了，这位曾经的小学老师需要的只是他人的最高级别的赞美。他也果断地这么做了。在语言所制造的幻象中，冲突消弭于无形，她也真诚地将最高级别的赞美回赠给他。“好学生”这枚勋章因此有着微妙的反讽。他究竟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坏孩子，还是她所以为的好学生？难道人必须依靠他人的虚假肯定而生活吗？人生的价值究竟建立于何地？

余静如并没有直接提出此类问题，然而，读完小说的读者却被这些问题所纠缠着。我猜，这是这一阶段困惑她的问题。作为已经从这个年龄跋涉而过的读者，我理解，这是年轻人的“天问”。对已经有了些许人生经历然而还不足以建立对于世界完整认知的年轻人而言，这类抽象而宏大的问题总是具有别样的诱惑。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热烈地讨论这一类问题，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当他们的经历足够多的时候，有的人逐渐淡忘了这类问题，而有的人隐隐约约有了自己的答案，尽管他永远说不清楚答案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上了岁数，叙述者也足够沉稳从容，但这仍然是青春写作——另外一种形式的青春写作。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