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袒露在金陵》：文质而后彬彬

　　王彬先生在鲁迅文学院授课，提早两日给我们这些学生抛出问卷：“一、何为语言，何为话语，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二、文学语言的特征是什么?三、小说与诗歌、散文运用文学语言的区别。四、请把下列词组合成为文学语言：院子，村庄，河流，堤坝，鹅卵石，艾蒿，马蹄，教堂，草原，大道，广场。”

　　学生递交之答案自是五花八门，尤其是第四题。课上，王彬先生做了题为《小说中的话语和反话语》讲座，关于第四个问题，答案揭晓，渊源有自：

　　“牲口圈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顿河。在长满青苔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长的坡道，下去就是河岸：遍地是珠母贝壳，河边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就是微风吹皱的青光粼粼的顿河急流。东面，在用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是黑特曼大道，一丛丛的白艾，马蹄践踏过的、生命力顽强的褐色车前草;岔道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飘忽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脊。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这段文字，并非极生僻之文字，熟悉的读者立刻可以反应过来，这是《静静的顿河》开篇。

　　王彬先生阐释的是变异的话语和文学语言间的关系，这亦是他长期的研究方向，但是他非枯坐参禅的学者，下笔为文，绵密蕴藉，文章是他研究实践的果实。

　　近读《袒露在金陵》一书，是王彬先生近年散文写作的结集，内中有的篇章发表时已读过，但集结统览，感觉又是不同。他的文字，是中国文章一脉，“入道见志”，其内容博洽，凡宇宙人生、政治伦理、经济文化诸方面皆有涉猎，且每一方面都显示了恒久的传统智慧。

　　我个人比较推崇文章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其实只有两种文体，“韵文体”和“散文体”，举凡书信、论文、报告，甚至说明文，无论写人、记事、论学问，一要作者的情致，二要深入的思索，三要有扎实之细节，我谓之为“情、理、趣”，有这三者，洵为好文章。

　　《文心雕龙》中，刘勰谈到“文”，说有天文、形文、声文、情文、文饰，诉诸视、听、情诸方面。文章之文当属“情文”一类。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就像有水才形成涟漪，有木才绽放花朵，涟漪和花朵即为文章的文采，它们依附文章之“质”。虎豹若是没了花纹，与犬羊何异? 犀兕正因有皮而无文，才要给它们涂上丹漆，是以文章之“质”也需要“文”。

　　刘勰所言“文”之于“质” 的重要性，即借助于文采而成文章，“文”字和“文”采，对于叙述内容具有重要的作用。

　　《袒露在金陵》有三十一篇文章，语言错综、流动，节奏轻快且富于变化。长句舒缓而短句促严，长短相见，起伏顿挫，缓急更替，阅读时尤为舒畅。《青铜峡的猫》以舟行黄河写起，运笔如风，“突然看见一只小猫”转折，跳跃到猫之叙事，引入文人与猫的掌故，节奏自然而然，却又趣味盎然。

　　王彬先生的文章无疑是优美的，表现之一是，其语言是文学的，实现了可读性强、蕴藉有致，同时也保留了韵文的典雅之风。 比如《野狐岭》写蒙古与金兵之战：“读《元史》《金史》与《续资治通鉴》一类书籍，关于野狐岭役记载颇多。主体的说法是，金人以四十万大军不敌蒙古十万铁骑。但是也有不同说法，认为金人并没有那么多，而是以少御多，故而失败。然而，无论怎样，无论是什么原因，野狐岭战役标志蒙古人时代的来临。从此，金人融化为遥远而闪光的泪点，蒙古高原的野草则蓬勃地燃烧起来。”看似信口而出，朴素自然不加雕饰，但如细细品味，就可发现其蕴含的美质。末两句，其实是诗一样的句子。

　　这种表现形式，仍是中国文章的传统，是对文章意境的营造。这种意境，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也可添加华丽的辞藻，是透过字面直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共鸣。

　　我喜爱说评书，算是有一定话语上的表达经验，是以我一直执拗地认为，“语文”的概念，是个悖论，因为“语”和“文”是分开的，即使经过白话文的洗礼，“我手写我口”，但口中说的话语与落在纸面上的文字语言，究竟是不同的。我想，这可能亦是王彬先生所追求的吧!

　　试看《背篓里的桃花》一段：“而此时春雨不再迟疑，因为春雷已在山巅激荡，瞬间爆裂蔚蓝的闪电，从天空的一端扯到另一端。雷声隆隆，火花闪闪，大雨骤至，挥舞篱笆似的银色粗线。亿万株树木张开渴望已久的手臂，欢呼甘霖的洗礼。”高明的语言驾驭者，会非常注重语言的错变之美。跳跃的句式间，加之抒情的语句，情景交融，又不失俏皮，运用“蔚蓝”“火花”“银色”“张开”“欢呼”等颜色与动作的描绘，瞬间冲击人们的视觉与触觉，可见其语言之巧妙。

　　清代袁枚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语言的错落变化，从而使其文章具有了“句意曲折、摇曳生姿”的风格。

　　语言是作家内心之幽曲，但并非仅仅是雕琢词句。刘绪源《解读周作人》一书中曾提到周作人的“余情” 观，说拥有了作者的情致，那么即使一篇说明文，也是可以写成一篇非常好的佳作。

　　情自何处而来?在于观察，在于思考，在于对史料的熟谙剖析，在于内心的灵动与纯真。《兄弟》一篇，论及二周兄弟失和：“兄弟根脉相通，虽有荒谬悖逆之人，也不会出现大偏差。但在成人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妻室，即便是诚实厚道者，在情感上也难免不发生变化。而妯娌，没有血缘关系，自然疏远。如果受她们的蛊惑，兄弟之间必然发生龃龉乃至裂隙，这就犹如在方形底座上硬加一个圆盖子，无论如何是合不拢的。鲁迅与周作人，从亲密无间到翻脸决裂，恰恰印证了颜之推的话。‘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杜甫的这两句诗，似乎是为周氏兄弟而作。鹡鸰，鹡鸰，鹡鸰啊!”

　　这种幽微阐述，采用巧妙的词锋、形象化的陈述，表达个人的见解，通过词组、虚字的运用，并利用句式长短、声音高低、节奏缓急等语言因素，构筑抑扬开合、跌宕起伏的文气，贯通文章始终，文气的强弱大小，实际成了王彬先生情思志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外在之文才，“质”指固有的、内在的品质，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文质适中、文质兼备。阅读王彬先生的文章，恰如君子，文质而后彬彬，亦今亦古，文脉不绝，在语音、句法和辞格运用上，长短杂陈，行文波澜起伏，富于变化，具有了诗的密度和张力，以极具魅力的语言，发为心音，独具特色，对当代散文写作的发展，以及作家、学者的创作提供了借鉴的意义。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