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王国维全集》“求全存真”

　　为驰誉中外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树碑立传”，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与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王国维全集》日前正式面世。当皇皇20卷套书放在我们面前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作为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文史哲、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同时又是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20世纪新兴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其成就至今仍影响重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为填补王氏学术研究“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全集”这一空白，经30年的资料搜集，历时14年精心整理，终于完成这部800多万字的巨作。

　　经王国维后人王亮的指引，记者日前在沪辗转找到了该书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逢祥先生，并接受采访。胡教授如数家珍地讲述了全集编撰的日日夜夜，并称：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套王氏全集，不但收录了很多未刊稿，还根据新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对已刊著述作了订补，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它将推动王国维国内外研究更深入地进行。

新编《王国维全集》缘起

　　1927年6月2日，大师王国维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他把博大精深的成就留在了人间。然而，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王氏全集。

　　胡逢祥告诉说，王国维逝世后，海内外陆续出版过一些他的著作，上世纪50年代之前最为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是罗振玉编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后规模较大的则有1968年台北文华书局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和1976年台北大通书局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后者为目前已出版的王氏著作汇编中规模最大者，字数当在300万左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王氏遗著未有编入。

　　陈寅恪称王国维是“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连从不轻易赞许他人的鲁迅，也称道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则将鲁迅和王国维两人相提并论，“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王国维的大批著述，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典，而且早已走向世界学术之林。但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他的著作却未得到全面汇集出版。这种学术研究与文献收集整理相对滞后的状况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78年，在著名学者吴泽教授的倡议和主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研究室(后改为中国史学研究所)的教师开始全面搜集王国维的文献资料并着手编纂《王国维全集》。1984年，中华书局先行出版了全集《书信》卷。但此后，因受经费等因素的困扰，编纂工作一度陷于停滞。1996年，谢维扬教授出任史学所所长，该项目在原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王元化先生的关心支持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资助下，重新启动，并被列入该社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十余年来，在华东师大史学所的组织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与个人的通力合作下，全体编校人员按照新的体例和目标，在喧嚣的尘世中甘于寂寞，继续广泛搜集资料，潜心编校，终得不负学术界厚望，将新编《全集》贡献于读者之前。

　　新编《王国维全集》共20卷，其中19卷收入王氏各类著作56种，译作21种。较大通本全集多收著作类14种;译作类19种;单篇文、跋40余篇，短跋80余则。加上第20卷附录(收录王氏亲友、学生等对其回忆，及其讲课笔记和《王国维着译年表》等)，总字数约为844万，较大通本陡增500万字。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生前为全集题写书名，王元化为之作序。今天当新编《全集》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这项“工程”已历经了32年。

文献搜罗力求其全，鉴别抉择力求其真

　　年幼时曾随父母入住清华南园的王元化，当年玩耍的地方正是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人伏案的所在。他可能也未曾想到，70多年后他会担任了这部《王国维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正是在他悉心关怀和指导下，全集重新运转。主编房鑫亮教授回顾十多年前的开拓历程，念念不忘王先生的教诲：“王元化先生对《全集》收录内容的看法颇有独到之处。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以前的人没有论文，多是批注、跋文。这些东西反映了他们的学术观点，其实就是论文，而且言简意赅。他要求我们留心这些材料。我们原来只决定收一些跋文，批注之类的文字比较琐碎，做起来有困难，尚未决定如何处理。他的话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王国维全集》的编纂过程，首先是一个对现存王氏遗著全面搜索和清理的过程。胡逢祥解释道，按第一次编委会定下的“求全，存真”的原则，编纂人员对全国各相关图书馆和学术单位以及私人收藏的王氏遗作或书信手稿几乎进行了地毯式的查访，除京沪两地图书馆外，还查阅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旅顺博物馆、浙江省图书馆、嘉兴市博物馆和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及北大、清华、吉大等大学图书馆的相关馆藏，甚至没放过文物拍卖会上浮出的王氏书信手札等。在此基础上，对获得的全部文献进行了仔细鉴别，规定须在全集收入的每种论着前以题解的方式，对其文本的来龙去脉作出可靠的说明。

　　所以，在文献的甄录上，可以说，新编《王国维全集》始终坚持了严格的标准，其字数虽高达800多万，取材却比大通本更显严谨。通过考证和查核，剔除了旧编中的非王氏作品或虽是而并无内容之作。而对少数虽有人怀疑却有新证据表明确为王氏所作者，则仍予收入。为提高点校质量，新编工作始终坚持两条：

　　一是凡王着中引文，都须查明其确切出处并找到原书对勘，而不是单纯地以不同版本的王著作对勘，这样做虽然工作量极大，却可以有效减少点校错误，并全面厘清王着征引的史源情况。二是凡能找到王着手稿或原始清抄本者，皆须以之与底本对校。这样在“求全”的同时又保证了材料的真。

新编全集将推动王国维研究

　　以这次出版《王国维全集》为契机，结合近年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新成果，上月底有关方面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和王国维故里海宁两地举办学术研讨会，研讨王国维在各学术领域的成就、治学方法的时代特征和意义。

　　这次新编《王国维全集》收录的王着较大通本等旧全集要多出数十种，其中，除译作外，较值得注意的有：王国维书信、日记、读书札记、古籍短跋批语和其他未刊稿等。

　　胡逢祥认为，以书信和其他材料相比照，有助于我们了解王氏思想前后的变化轨迹。这些文献的发掘和编集出版，必将对王国维及其学术研究形成新的动力和思索。

　　如在中西学的看法方面，王国维前期曾确信唯西学可救中国。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一次世界大战，其思想却日益倾向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方面，王国维前后也有一些变化。中国古代学术，素有注重“经世致用”的深厚传统，这种情况，虽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术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因而在20世纪初年，即受到了王国维的质疑。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倡导非功利主义学术观的人之一。但辛亥革命以后，他却一改前说，开始强调起学术和政治道德的关系来。有些地方甚至又在肯定先前所反对的东西。这应当说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王氏一生的学术主攻，大致经历了从哲学、美学，到文学，再到史学的几次大转变。过去对此的解释，主要依据王氏本人所作的《三十自序》(见原载1907年《教育世界》)和罗振玉的《海宁王忠悫公传》，较多从个性或辛亥鼎革对其思想的刺激上着眼。但目前提供的许多材料却启示我们，王国维学术几次转向的内在理路，可从另一个更深的层次，即从王氏对现代学术发展趋势的把握上去理解其自觉追求的治学道路。

　　清末以前的中外学术交往基本上是不平等交流，即西学的单向输入，而真正的双向交流始于罗振玉、柯劭(文加心)、王国维等人，尤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身处清末民初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兼具精通数门外语、谙熟西方哲学、与处于学术前沿的中外一流学者密切交流的优势，因而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众多新学术领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这次在整理《全集》的过程中，搜集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沈曾植、柯劭(文加心)、张尔田、吴昌绶、容庚、内藤湖南、神田信畅、铃木虎雄等数十名中外学人来往书信和日记、档案等材料，其中不少内容突破陈说，可让我们找到王国维如何与中外学人切磋，从而取得重建古史、创立众多新学科的成就的原因。据此材料还可以扩展研究的对象，或合并研究，那其学术价值更大。

　　胡逢祥最后欣喜地告诉记者，自赵万里先生《王静安先生年谱》对王氏著述作进行系统编年后，各家续编年谱或年表对此迭有修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而这次全集在编纂的过程中，利用手头掌握的大量书信和手稿，为王氏著述的写作过程和确切年代提供了依据，基本上解决了其所有著述的编年问题。同时，由于整个编纂过程集中了许多手稿等原始材料，经过仔细对比和系统考证，对过去阅读王氏作品中的一些疑惑和误解，基本作了全面澄清。

《王国维全集》副主编胡逢祥简介

　　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吴泽教授攻读史学史专业，1981年毕业留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等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教育部和上海市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多项社科规划项目。着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与张文建合作)、《中国近代史学家》(与李远涛合作)、《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并参与主编《中国学术名著大辞典》(任史学分科主编)、《南朝五史辞典》、《中国历代宰相大辞典》(均为副主编)等多部大型文史专业工具书。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