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精神资源

　　红色经典主要指“三红一创”。我这里主要谈谈其中的“一创”——《创业史》。2021年夏天，“80后”导演、编剧田波耗时六年拍摄的电影《柳青》在全国公映，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习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谈过柳青。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2017年10月19日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到了柳青和农民之间深厚的感情以及柳青深入农村的科学的工作方法。

　　柳青的《创业史》从1959年公开发表以来，在60多年后的今天还广受欢迎。《创业史》为何经久不衰?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第一，恋土情结。这是指柳青和农村以及基层人民群众之间真挚的情感，是血浓于水、血脉相连的关系。我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农耕文化传统的国度，几千年以来，人们以土地为生，祖祖辈辈对土地充满深厚的感情和依恋。柳青生长于黄河岸边黄土高坡上，对黄土高原的历史与嬗变，对在这里生存繁衍的农民比常人有着更透彻的了解。柳青以书写农村、书写农民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立志为人民写作。

　　《创业史》这部共和国小说经典生动地阐释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业，留给梁三老汉的只能是破旧的茅屋、疾病和孤寡。自从有了新中国、有了党的关心，他才有妻子和孩子，也才有了自己的“家”。也正是党的农村政策，让他逐渐走上新的征程，从旧农民成长为新农民，最终成为合作社的一员，也就有了自己的“业”。正是因为柳青浓郁的乡土认同心理和深沉的恋土情结使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独到的思考，为我们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不断发生变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到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农民和土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基层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感情变化不大，土地越来越从功能性转变为精神性的要素，但《创业史》所体现的恋土情结并没有改变，它所呈现的社会主义精神理念也没有变。而且在这个城市化社会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这种精神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发奋精神。《创业史》上有这样的两句话：“创业难……”“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这既是作者对创业艰难的慨叹，也是作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艰难开展的热切关注和殷切希望。在审美艺术上，柳青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愚人的事业，非要有60年一个单元的雄心不可，这样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为创作《创业史》，1952年柳青来到皇甫村当了一名社员。直到1978年，为修改《创业史》“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为止，柳青为《创业史》的创作整整花费了27年的时间。“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延河》1978年第5期)。可以说，写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是柳青的信仰，也是其内在的写作动机。路遥、陈忠实都是这一信念的忠实践行者，因此才有了《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这样的传世之作。

　　“文革”期间，柳青深受哮喘病的折磨，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红卫兵污蔑为“黑作家”“现行反革命”“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他落户农村劳动的皇甫村中宫寺被污蔑为“地主庄园”;自己用毕生精力创作的《创业史》也被污蔑为“大毒草”;他甚至被红卫兵戴高帽，游街示众，施以拳头砖块唾液，妻子含冤跳井自尽。但是，他依旧断然否定对《创业史》进行诋毁的不实之词，只承认《创业史》“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柳青为捍卫《创业史》的尊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气魄，有一种虽九死犹未悔的崇高风度。这是中国文学的风骨。

　　第三，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业史》之所以能得到习总书记一次又一次的称赞，还在于《创业史》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农村新人形象。所谓农村新人就是农村题材小说中那种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召唤着读者对乡村未来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想象和奋斗。梁生宝无疑就是典型的农村新人——他是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探索者、建设者，是基层乡村的先进共产党典型形象。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再说起柳青和《创业史》，就是当下文学缺少像梁生宝一样的时代典型。我们只有征用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人物形象，用那个时代文学形象的精神意义不断激励当下的时代青年。还有多情的徐改霞、奸佞的姚士杰、善变的郭世富、卑微的赵素芳等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都让人过目不忘，柳青曲尽其妙地用精湛的艺术笔触书写农村人物群像。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使得《创业史》不断被人们谈论、阐释、演绎，成为文学经典，而这也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