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星元散文集《大地契约》 聆听来自乡野深处的生命回响

　　当很多散文写作者还孜孜于抒情性书写时，临沂青年作家刘星元已然摒弃了空洞的抒情，在散文航道完成叙事的转向，在实践层面全面铺开，迅速走向《花城》《天涯》《钟山》等全国重要文学阵地，建构起个人化的、独具特色的乡野叙事体系。刘星元散文集《大地契约》(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即是他乡野叙事系列的一个集中呈现，我在阅读中聆听到那纳入县城背景之下的乡野深处的生命回响。

　　“文学乡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显著而独特的存在，亲密与隔膜、眷恋与嫌厌、讴歌与批判、回归与逃离，乡村饱含了矛盾的、歧义的形象和情感。刘星元从这些乡村既有经验叙事中抽身而出，潜入时间深处和遗忘深处，勾沉稽往，探佚寻绎，触摸抚挲，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嗅不到的气味被嗅到、听不到的声响被听到，让我们看到的历史和现实更贴近生存本真;揭橥了村庄不只是一组社会伦理关系、一个经济社会单元，还是一个蕴含历史风貌、思想观念、伦理秩序、精神品格等的文化母体。《散落乡间的诗人》，由在古镇兰陵为吏并终老于古镇的荀子、在古镇酒肆题写《客中作》的李白这两位声名赫赫的人物宕开来写，平静有致地讲述了“疯先生”、郎中、关校长三位散落乡野、籍籍无名的布衣诗人的故事，深沉地表现了生活的本质而不是生活本身。阳光在最微小的尘埃上闪耀——他们每个生命都很平凡但都不卑微，都有绽放自己的光彩;性格决定命运，命运捉弄人生，他们是人世间的微尘，其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其命运遭际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自己。但他们“以一个诗人的名义”，使诗歌精神代代不息的在乡野村落传承;他们的孤独、落寞和消亡，对古镇和乡村来说是一种深刻的忧伤。

　　对于生活在物质贫乏年代的农村的孩子来说，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所村小或一个教学点，一位老师、一口铁钟、几间破旧的瓦房……刘星元的《教学点》别有情思、别有深思。北邱庄教学点是似水流年的磨失，是寿终正寢的指代;教学点是一本教科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称职的黄老师、“仇人”黄加一、“人不可貌相”的铁钟、沉睡着小铅笔头儿的垃圾点。特别是刘星元笔下的那口铁钟，给我印象极深，“在黄老师的敲击之下，一种轻盈的，悠远的，缭绕不绝的声音在空中飘了起来。我似乎能够看到，那些柔软如棉花的声音缓慢地向着高空飞去。不久后的某一天，教学点的上空出现了一朵无比肥大的云，它静止不动地卧在那里，显得壮美，悠闲。我怀疑，那朵云的前世，就是不久前从铁钟上飘走的声音。”在铁钟不远处的西墙根下有一处垃圾点，弃放了一些短得无法用手握住的小铅笔头，雨打尘磨后的木质外壳已经部分腐烂，但其中的小铅条还完好无损，刘星元接着写道：“我曾拿那些铅条仔细观察，发现铅条和铁钟拥有共同的顔色。我为自己的发现惊喜不已，因为我由此想到，既然铁钟发出的声音可以升空成云，那么铁钟身上的颜色当然也可以落地成铅。”《教学点》像巴赫的优美曲调，充满了人性，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想象，简洁而深沉，纯真而浏亮，内在而广阔。

　　一个被水流埋没、被时间消逝的小村庄，一座静静地沉睡在水库里的村落，在作者的梦境中涌现，让他惊喜和激动，让他深深地忆念和怀想，让他禁不住去探寻、去打捞，这种文学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水中的村庄》，刘星元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借助记忆回溯，长辈们语证，实地考察，坟莹、旧书资料佐证，摸索小徐庄的存在，窥探水下的村庄的镜象，追寻这座村庄的后裔的履迹，有枝有蔓地讲述了一座村庄的被迁徙的来龙去脉。而作者通过叙写在这座村庄上演的人生传奇、悲情故事，使这个隐没的小村落因此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色和独特韵味。作者对这座沉入库底的小村庄的对视、俯视和凝视，具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现实意识，并为这座村庄历史的断裂延伸到现今的生活而惆怅，“再过些年，当那些曾经的迁徙者都已在别人的土地上入土为安，以本乡为界限，那些远迁和近迁的小徐庄的后人，他们能否还记得祖先的来处，能否还记得一座躺在水中的村庄?”这意味深长的发问，除了给人们以沉重的感叹外，还给人们留下深深的思索。黍离麦秀，铜驼荆棘，人们在荒芜中、寂静里是否谛听到水下的村庄之心的恒常脉跳?《身后之事》《六畜凋敝》《更声起落》《刻碑人》《床上的祖先》等篇什，探寻人性的复杂隐秘、矛盾的繁复纠缠，触摸时代变革的脉搏，关注历史对现实时空的影响，都直指世道人心，都是作者建立在乡村生活积累、生命体验与对历史、现实、人生、社会思考基础上的，具有生活深度、艺术高度的成熟之作;既是对现实乡村的观察反思，也是对乡村历史文化的一次重述，其中积蓄的历史精神、人类精神和文化力量，对于弘扬优秀文化、坚持守正创新，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随着散文文体的不断演进和创新，如何给散文一个确切的定义，让不少专家和学者颇费思量，但至今也没有一个确论。我比较认可陈剑晖的定义：散文是一种融记叙、抒情、议论为一体，集多种文学形式于一炉的文学样式，它以广阔的取材、多样的形式、自由自在的散文文句，以及优美和富于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趣味性的表述，诗性地表现了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实现方式。刘星元的散文与小说、诗歌、民间传说相切，叙事元素和诗性元素互融，虚构和非虚构互搭，并借鉴了电影的镜头化叙事方式，具有“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效果;他善于以真挚的情感、丰富的想象为桥梁来触摸心灵，精于在乡野和县城人事中选题、择材，遣词造句精心雕琢，运笔行文富于节奏，并且有技巧地“留白”——隐藏在作品的可能性下面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空间，使潜藏在作品里的卑微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康德曾说，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自由嬉戏才是审美愉悦的心理根源。在《散落乡间的诗人》中，刘星元从薛逢的《侠少年》想到“疯先生”，“我大抵能想象得到醉酒后的‘疯先生’。无数个午夜，他扶着城墙或进士府院墙摇摇晃晃地回家，看似是在往前走，其实总是三步两退，身如烂泥。更多的时候，他醉卧在酒肆，醉卧在街巷，醉卧在勾栏，醉卧在自己的侠客梦里”。在《为名所困》中，他由“那些伟大的河流”想到家谱，“我看到家谱之上，无数个名字从一个共有的源头开始，按照自然的繁衍，它们迅速扩张，它们不断延伸，它们像血脉一样流淌成不同的支流，构成一幅庞大的倒流河的图腾，潜藏进大地的躯体之中”。在《刀具志》中，他由陈列于博物馆的一把锈迹斑斑的青铜匕首，想到“一条小蛇破空而出”，“是那种俯身于浅草之中的小蛇，短而细。短则善隐，细则灵敏。它伏在草丛中，和草色融为一体。它在等待，一旦遇到自己心仪的猎物，它便在暗处向后收缩，像一张弓一般将力气灌满身体，尾部遽然摆动，如灵敏的发条，发条推着它向前直击。青光一闪，蛇信子早已钻入脖颈”，这个想象大胆、奇谲、诡异、逼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他又从有形的匕首想到“那些无形的匕首，以语言或权势的形式在世间游走，和有形的匕首一样，它们依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上，并和人体合为一体”，给人以沦肌浃髓的感受。刘星元想象的天空广阔而多姿多彩，使散文具有了画面感，画面的内涵更丰富、更壮美。刘星元用想象力这把钥匙打开了写作之门，托起了他散文想象的自由、文学飞翔的自由。

　　记得一位小说家曾讲述，写文章千万不要走气，说废话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一路点题，写文章是用气筒打睥敢，要不停地加压;走题仿佛轮胎上戳了些小孔——漏气了，这样的文章看上去永远瘪塌塌的，没有一点精神。文章与人一样，靠的就是一股子精气神。刘星元深谙此道，他在《自序》中说：“每一篇散文，我都会构思很久……我只是在寻找、触摸一种整体的气氛。我始终觉得，作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便是为一篇文章量身定做一种独特的气氛，使这气氛能与这篇文章匹配”。这种“气氛”所蕴蓄的精气，所形成的气场，使刘星元的散文一脉贯通，语言精准有力，叙述游刃有余，说理深中肯綮。比如《手握苍耳》《刀具志》《大地契约》等篇什，倾注了作者内心的强烈情感和感受，写出了建构在“真实”基础上的穿透力，元气淋漓，血肉饱满，吐纳自如，都是从现实和生活深处生长出来的好作品。大地是永恒精神的象征，刘星元的散文《大地契约》，大器量、大胸襟、大格局，所营造的一种意境、一种感觉、一种联想寓于其中，让人们不是在理解中产生，而是从品味里顿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大地承载着默运不息的四季轮回与终结生命的线性时间的宏大博弈，大地上的死与生正是中国文化中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对大地的膜拜、对土地的虔敬，是一种深挚的文学情怀，也是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当岁月流逝，所有东西都消失殆尽时，唯有大地上还飘荡着生命的回响，让记忆历久弥新，让往事历历在目。

　　刘庆邦34岁发表短篇小说《走窑汉》，为他后来被称为“短篇小说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刘星元34岁出版散文集《大地契约》，著名作家张炜称赞他“开创出属于个人的一片文学新天地”。刘星元今后的文学道路虽然崎岖而漫长，但他“是勇敢的选手，是全力以赴的拼搏者”。刘星元像“走窑汉”挖煤一样，往乡野的深处、县城的深处“走”，是为了更好的攀升;在探索和尝试中勇敢地“行走”，是为了深掘文学富矿，奉献璀璨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