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判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如何评判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这注定是一个争讼不休的话题。古往今来，见仁见智是文学研究的常态，何况谈论的是未经历史沉淀的当代文学。同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只有少数文学研究专家潜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60年的文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综合、权衡，继而审慎地提出评判的结论；异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如此之多的人曾经从各个渠道——文学读物、电视、电影、互联网——接触过中国当代文学，大众的观感汇成了某种强大的舆论。至少在目前，文学研究与大众舆论之间时常构成了紧张，甚至制造出争论的气氛。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概念吗？大众对于专家繁琐哲学啧有烦言，他们宁可信赖自己的阅读快感。当然，制造争论气氛的还有一些爆炸性的观点，例如挥挥手宣称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如今的不少专家已经不惮于发表如此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观点，耸人听闻有助于向大众传媒邀宠。从流行歌手的竞赛、谁是当今的国学大师到金庸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大众传媒热衷于导演各种文化对决，种种夸张乃至极端的惊人之语尤为奏效。相当一段时间，这种浮夸的趣味广泛扩散：粗率、单向的论证、赌气式的夸大其辞，辩证思维以及多种因素的复杂权衡遭到了抛弃，火星四溅的激进风格掩盖了思想的贫乏。这种情况之下谈论中国当代文学，各持己见是一种必然。当然，激烈的争辩之中，许多人心安理得地屈从“本质主义”的前提。无论给中国当代文学打了30分还是80分，双方都认定这些评判表明的是“客观价值”。“客观价值”仿佛事先隐匿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没有人公布衡量“30分”或者“80分”的坐标是什么，反思这种坐标的合理程度。或许人们无形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客观价值”是一个固定的存在，不可能遭受衡量坐标的干扰。所以，解释各种评判的差异，人们宁可追溯一些相对次要的原因。例如，这种叹息似乎更多地为“文人相轻”而抱憾：为什么对同时代的人如此苛刻？

　　在我看来，“30分”与“80分”的争执无法产生积极的认识——如果没有对文学史组织的内部机制加以考察的话。显然，文学史的任务不是单纯登记一份作品的花名册。如同各种类别的历史写作，文学史内部隐含了复杂的权衡。具体地说，这种权衡的坐标至少包含横轴与纵轴的交叉定位。横轴指的是文学与一个时代的互动关系；纵轴指的是文学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承传，例如母题、故事模式、意象、性格类型、叙述形式，如此等等。通常，横轴的活跃改变了纵轴的刻度，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决定了文学传统沿袭形式。换一句话说，前者是主动的，决定性的。文化是人类适应历史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将文化解释为一批观念体系、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某些意义或者价值的认定。多元的历史环境不仅决定了文化的丰富性，同时赋予文化的调节功能。古老的文化传统仅仅积聚了一套抽象的规范，这些规范企图融入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个历史时期，诸多条款的修订、废弃或者增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节程序。调节使文化成为活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介入60年的历史？这个问题在横轴上展开，现今看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远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增添了什么？这显然是纵轴上的问题。

　　形式、人物、情节、意象、叙述模式，一套司空见惯的文学研究范畴组成了评判文学的视阈。人们时常挑选其中的某些范畴作为“文学性”的代理。相对于理想的“文学性”，许多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乏善可陈，尤其是前30年。这种视阈往往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60年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无法想象，60年的生活找不到文学。经历60年历史与回忆60年历史，人们的心情存在巨大的落差。然而，无论是幼稚的激情、言不由衷的赞颂还是痛苦的反思，文学时刻相伴左右，抒情言志，讲述各种轰动一时的故事。这意味了文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伟大的杰作还是庸常的玩意儿，总之，文学不可或缺。没有人因为面料粗劣或者尺码有误而否定衣服的意义，文学亦然。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参与生活的建构，或毁或誉均无法改变这一点。

　　仅仅将文学表述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恐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象。文学回忆、记载、再现周围的各种故事，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文学的存在还将或多或少地改变现在和未来的日子，这是另一个方面。所以，文学并非历史的局外人，一个超然的记录员，而是始终镶嵌于历史之内。文学企图汇集某一个历史时期最为深刻的情绪，同时，文学无法逾越这个历史时期的视野局限。中国当代文学曾经勤勉地仰望各个历史阶段的宏大主题，但是，杰作并未诞生。回到通常的文学研究范畴，中国当代文学并未赢得理想的评价，尤其是前30年。生硬的情节、乏味的语言和陈陈相因的想象——“文学性”的匮乏仅仅是表面症状，这一切最终证明了时代情绪的匮乏。换言之，这个历史时期的深刻情绪与形式、人物、意象、叙述模式等范畴脱节了。显而易见，如此苍白的文学无法承担文化先锋的使命，引申出历史内部隐藏的潜能。当然，根据这种结论非议前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人们常常听到一种“历史主义”的开脱：公允的文学评价必须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不能依据现今的认识水平苛求昔日的文学写作。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然而，事实可能如此难堪：即使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学仍然没有抵达上限。例如，50年代末期，许多人开始为饥馑的现实奔走呼号的时候，“大跃进民歌”仍然在夸张地赞颂丰衣足食的日子。显然，“历史主义”无法为这种浮夸之辞辩解。这里，我愿意重复曾经提出的一个追问：“50年代的文学史是否无愧于当时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当然包括了已有资料的历史高度。例如，相对于《文心雕龙》或者《人间词话》的文学认识，或者，相对于《新文学大系》的一批精彩的序言，50年代的文学史开创了什么？……对于文学史写作说来，历史文化制造的幼稚无可厚非——谁又能担保今天的认识不会成为后人的笑柄？然而，如果将历史文化水平线的下降与思想的退缩解释为‘历史主义’，这多少误读了这个概念的涵义。”

　　文学无法超越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文学有义务抵达一个历史时期的最高认识，这是文学判断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文学的基本价值不等于文学的最高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交出一张完美的答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察觉到某种不甘平庸的挣扎。至少有一批作家始终意识到，那个时代某些最为重要的故事仍然游荡在文学之外，历史总是在别处。这些作家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登上新大陆，然而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更加猛烈的狙击。所以，可以从众多大大小小的文学论争之中解读出，中国当代文学始终隐含了挣脱桎梏的努力。无论是《武训传》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人道主义以及人性论的批判、“写中间人物”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伤痕文学”之争、“歌德”与“缺德”之争、朦胧诗以及三个“崛起”之争，持续不已的弹压表明，文学不愿意安于现状。内在的躁动制造出周而复始的顽强探索，文学不断地企图与历史发生远为积极的关系。尽管这种追求反复受挫，但是，文学并没有放弃。“文学性”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某种程度上，屡仆屡起的不懈追求是潜藏于文学史的可贵品质。20世纪80年代之后坚冰解冻，文学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敞的环境。大规模文学论争的频率明显下降，文学获得了深入历史的条件，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设计之中发出了更大的声音。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开始良性循环。如果文学内部不存在介入历史的强烈欲望，互动的局面不可能如此迅速出现。评判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时候，这种品质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有效衔接表明，两个系统完成了沟通平面的横向架设。然而，文学对于历史的表现提供了哪些独树一帜的经验？文学系统内部，只有前所未有的拓展才可能在纵轴上留下记录。如同许多人共同认识到的那样，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巨大进展集中于现代性主题。这不仅带来了另一批人物、故事、场景、意象，而且形成了迥异的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文学形式。二者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相对地说，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不存在如此强烈的差异。当代文学的许多主题渊源于现代文学。同时，白话文仍然是当代文学的形式基础，20世纪80年代眼花缭乱的文学形式实验与五四新文学时期破除传统的活跃气氛遥相呼应。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总结必须表明，哪些因素超出了现代文学的背景，成为独立的主角？这个问题的答案大约不止一种。我倾向于认为，当代文学关注的是现代性主题之下的一个分支：革命。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被赋予何等意义，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革命介入了中国的现代性主题，并且使之急剧地复杂化。一种观点主张认为，现代性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版本，革命孵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合法的模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之中的“革命”在两个维度上展开。首先，上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竭素材。革命的曲折、艰辛、惊险充分地投合了文学的趣味；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意味了文学情节的大团圆，而且意味了历史的伟大结局。所以，无论是《保卫延安》《红日》《红岩》《青春之歌》，还是《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旗谱》，这些长篇小说的叙事无不包含了双重的宗旨：既是文学情节的完成，又是历史的完成。文学提供过程，历史决定结局——殊途同归。这个意义上，革命历史的文学叙事形成了这种效果：人们以炽烈的激情建构历史的必然形式。这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当然，正如革命领袖所指出的那样，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夺取政权之后的革命如何持续，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叙述“革命”的另一个维度。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由于现代文学遗留的乡土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农村一往情深。因此，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了文学的高度关注。如何将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何建立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这无疑是农村的另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如果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文学对于土地革命的初始回应，那么，《三里湾》《不能走那条路》《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正式闯入了这一场革命的核心。乡村的各阶层人物被抛出了沿袭多少代的命运轨道，文学广泛收集了他们的种种人生表演。相对地说，这是前30年中国当代文学之中醒目的一章。不论这一场革命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什么，文学存留了许多当年的历史细节。许多时候，这些历史细节与宏大的革命主题构成了奇特的紧张。现在也许看得很清楚：文学存留的各种历史细节恰恰表明，这一场革命的主题无法完整地覆盖历史。许多农民本能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犹豫、观望、欲拒还迎，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似乎更早地察觉到什么。从50年代文学的生动记录到70年代末期开始农村改革，某些一脉相承的历史内容重新浮上了水面。没有这一份文学记录，历史所呈现的面目或许远为贫乏。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强烈地意识到历史正在转型。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种种陈旧的框架陆续破裂，历史期待一个新的整合。短暂的震荡之后，一种形势判断逐渐成为共识：革命不再是当务之急，经济必须尽快成为历史前台的主角。现代性主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不再被视为历史内部的强大动力。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阶段的文学再度被命名为“启蒙”。阶级斗争的洪流退下之后，另一些范畴应声而出，例如个人、人的权利、人道主义或者主体性。尽管文学没有详尽地辨析这些范畴的来龙去脉，然而，它们的共同指向是，挣开“阶级”的束缚，解放出人物的丰富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被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从朦胧诗、“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时期文学”内部名目繁多，各种新型的故事和人物络绎不绝。概括如此多义的“新时期文学”并非易事，但是，这是许多文学派别的共同起点：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性质话语的持续革命，启动另一种生活坐标。我将这个倾向形容为文学之中“后革命的转移”。当然，这种历史转型不可能是一条光滑的弧线。形形色色的人物、观念、情感经验依附于这个转型，显现为多向的发散性形态。栩栩如生地展示历史如何在众多交错的矛盾之中缓缓地转向，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

　　通常的历史叙述线条清晰，轨迹分明，循序渐进；相形之下，文学的叙述包含了诸多貌似琐碎的边角料，例如惊讶、激动、感伤、痛苦的忏悔、无意识的依恋、局部的戏剧性，如此等等。这不仅是历史景象的再现，而且贮存了历史内部的多种意向。各种宏大的历史主题气势磅礴地推进之际，文学往往敏锐地察觉到另一些遭受屏蔽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迄今，“经济”“市场”“全球化”陆续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关键词。如果说，80年代文学对于这些社会关键词充满了敬意，那么，90年代之后的文学无疑意识到背后的另一些远为复杂的内容。的确，发展的观念不会改变，现代性主题不会改变，但是，发展与现代性不可能在真空之中完成。文学已经发现，某些冲突仍然隐伏于不远的将来：“市场并没有如愿地解除等级和压迫，相反，另一批权力关系迅速形成，并且由于市场的扩张而遍布全球，进而在各个领域盘根错节。即使阶级这个范畴已经过时，另一些利益单元仍然接踵而来，而且交织在一起——例如民族，或者性别。很难说现今的冲突不会那么激烈，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的冲突更为错综复杂了。”发现即是介入，文学并未超然地袖手旁观。不论是女性主义主题的崛起还是底层文学写作出现的大量小人物形象，种种迹象仍然显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能量。如果将后革命的转移想象为犬儒主义当道，这肯定是一个错误。某些时候，文学毅然正面地卷入各种冲突，力争有效地参与历史的叙述。

　　“文学性”的匮乏是许多人贬抑中国当代文学的原因，这无可非议。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指出，革命主题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不可代替的价值。无论是建构革命历史还是进入后革命的转移，中国当代文学汇集了众多极为独特的复杂体验——这些体验不可能出现于中国古典文学，也不可能由现代文学完整地展示。世界范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获准进入革命历史内部，解读种种成败得失。所以，无论是激动人心的成功还是令人扼腕的代价，人们都没有理由辜负如此奇异的文化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