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圣天门口》:宗教的忏悔模式

　　2005年，作家刘醒龙出版了《圣天门口》，这部洋洋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中革命书写的宗教(基督教)忏悔模式的确立，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思想和艺术高度。[1]

　　这部小说的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从世纪初(小说叙述时间开始于1916年，但是事件时间可以上溯得更早)一直写到“文革”，是一部由多条线索交错而成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鄂东大别山区山下一个叫做天门口(又名“天堂”)的小镇。小说前十二章描写天门口镇在1949年之前发生的故事，其中以傅朗西(谐音“法兰西”，喻革命)、杭九枫、阿彩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一派，与以马鹞子、王参议、冯旅长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一派之间的矛盾、对立、斗争，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小说后三章从1949年写到“文革”，主要表现建国以革命名义发起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在天门口上演的一出出悲喜剧。但是，除了以上由不同历史阶段和党派斗争组成的主要矛盾和情节之外，小说中还有与之相交叉的另一条情节线索，这就是天门口镇雪家和杭家两大家族之间旷日持久的恩怨情仇、家族斗争。家族斗争和党派斗争两条线索相互纠缠，杭家试图通过参加共产党来战胜亲国民党的雪家。但除了这些相互纠缠的情节之外，小说中更为重要的矛盾冲突则是两种文化价值的冲突：暴力文化(在小说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暴力文化的倡导者)与宗教文化(一种以仁慈、宽恕、博爱为根本内涵的基督教文化，其代表人物是超越于党派之外的梅外婆、雪柠和后来的董重里)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基督教文化的立场(也是作者的立场)看，无论是共产党的傅朗西、杭九枫等，还是国民党的马鹞子、冯旅长等，都可被看作是暴力文化的体现与张扬者，与他们对立的是信奉博爱宽恕的基督教信念的梅外婆以及她的外孙女雪柠。[2]

　　也就是说，这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线索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作家的价值立场很明显地站在以梅外婆、雪柠为代表的，以仁慈、宽恕与博爱为特征的基督教文化一边，并对所有暴力革命都进行了否定。作家反思革命的基本尺度是一个宗教的尺度，而不再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尺度。这个尺度，新启蒙知识分子(如李泽厚)没有提供，新启蒙小说或新历史小说也没有提供。从历史上看，宗教维度的丧失是中国历史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的一个根本差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反思革命和西方知识分子反思革命的一个基本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圣天门口》值得我们关注。

　　在小说描写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被席卷进去，唯有持有基督教信念的梅外婆她们除外，而梅外婆她们之所以始终没有被某一狭隘的党派立场或政治立场裹挟而去，是因为她们能够在超越种种阶级和家族的利益纷争之后坚持“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3]这正是梅外婆与雪柠秉持的最高信条。这种对于革命和战争的反思接近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的范围看不新鲜，但是在中国文学中几乎绝无仅有。正是依托于这样的一种人生信条，使得她们的超越之爱成为可能，小小年纪的雪柠才会如此地憎恶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基本特点就是不用“人的眼光看世界”：“天下的事有一万万种，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用暴力强行夺走他人的性命。再好的枪，只要不杀人，就是一文不值的废铁，一切为了杀人的手段，哪怕只要她拿出一根丝线，她也不会答应。这就是她的最大仇恨，也是她对仇恨的最大报复”。[4]

　　基督教思想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梅外婆身上的宽恕精神：“很多时候，宽容对别人的征服要远远大于惩罚，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体现，也能改变大局，使我们越走越远，越站越高。惩罚正好相反，只能使人的心眼一天天地变小，变成鼠目寸光”。[5]报复­——以恶抗恶，只能导致恶的循环。正因为站在超越了党派政治利益的、非暴力的基督教立场看待历史，作者才能把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看作是党派、阶级、家族、利益的纷争史、杀戮史，一部由种种杀戮与争斗的暴力行为所必然导致的广大民众的受难史。

　　刘醒龙《圣天门口》的价值和特殊性，可以通过其与已经确立的几种革命叙事模式的比较得到更明确的定位：

　　首先，它修正与弥补了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一方面极有效地消解了“十七年”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固化叙述;但另一方面，却并没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在消解历史的同时，它也在积极地进行着一种艰难但却十分重要的重构历史(通过反思革命把历史从意义的虚无中拯救出来)的工作，或者说，它通过自己对于历史的叙述过程而最终确立了“自己终极的精神价值的问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圣天门口》中对于以梅外婆、雪柠、董重里等人物为代表的非暴力文化立场的确立与肯定上。

在新启蒙的革命叙事中，人道主义属于世俗意识形态，它致力于完善世俗世界而不是否弃世俗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暴力立场和新启蒙的人道主义(同样也是持非暴力立场)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新启蒙是把人道主义纳入革命话语从而收编了人道主义;基督教则是用人道主义解构革命话语。更重要的是：，而且它认为特定时期、为了特定目的的暴力使用是正当的、合理的，或者说，阶级斗争的逻辑不是绝对要不得，只是不能扩大化，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作为宗教却是弃世的，它认为一切时代的一切暴力均为不正当。从知识谱系看，新启蒙的修复性革命话语是社会学-哲学的，其在80年代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督教的颠覆性革命书写是神学-宗教学的。《圣天门口》的“天”与“地”相对，意喻“天国”——与“人间”相对。“圣天”即神圣宗教之天。小说中曾经几处借人物之口将“圣”字赠予到梅外婆与雪柠等雪家女人的身上，小说标题中的“圣”字很显然也正来源于此。如果说小说的确借助于天门口这样一个小镇而浓缩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的话，那么这个“圣”字则正意味着一种超然于党派或政治立场之外的超越性视点的最终确立。《圣天门口》的立场比较接近雨果的立场：“在至高无上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

　　其次，《圣天门口》和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差别当然更大。正如有论者所说的：“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所着力表现的‘革命’对于未来的人民解放与幸福的承诺，它所反复宣谕的一个绝对性真理便是，只有通过‘革命’这样一种方式，广大民众方才有可能摆脱苦难，走向一种美好的幸福生活，那么到了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中，‘革命’不仅没有能够成为广大民众的真正福祉，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杀戮与争斗倾轧的代名词，就小说所表现的实际情况来看，‘革命’乃可以被视为20世纪历史进程中广大民众苦难生活的重要成因之一。”[6]小说结尾处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关于傅朗西在“文革”中被批斗一节的描写格外显得意味深长。在樟树凹，有一户人家，家里的六个男人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婆媳三代只剩下了四个寡妇。直到“文革”开始，她们方才醒悟到“她家的男人全都是受了傅朗西的骗”。[7]于是，当傅朗西在文革中被押回天门口进行批斗的时候，这四个寡妇便上台去控诉质问傅朗西。“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东西，你答应的幸福日子呢，你给我们带来了吗?”“为了保护你，我家男人都战死了，你总说往后会有过不完的好日子，你要是没瞎，就睁开眼睛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好日子，为了赶来斗争你，我身上穿的裤子都是从别人家借的!”“老傅哇老傅，没有你时，我家日子是很苦，可是，自从你来了，我们家的日子反而更苦。”[8]于是作为革命代表人物的傅朗西幡然大悟：“这么多年，自己实在是错误地运用着理想，错误地编织着梦想，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紫玉离家之前说的那一番话真是太好了，革命可以是做文章，可以雅致、可以温良恭俭让，可以不用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9]革命者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忏悔者。[10]

　　这种立足于基督教的反革命立场和李泽厚、刘再复那种立足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告别革命”立场是非常不同的。李泽厚、刘再复是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反思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搞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会更快;刘醒龙的立场则是宗教的：只有告别革命，我们才能被上帝接纳。

　　[1]、本文关于《圣天门口》的分析参考了王春林的《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一文，见《小说评论》2005年第6期。特此致谢。

　　[2] 梅外婆是雪家第二代雪茄的妻子梅爱栀的母亲，雪柠则是雪茄和爱栀的女儿。

　　[3] 刘醒龙《圣天门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4] 《圣天门口》，第309页。

　　[5] 《圣天门口》，第692页。

　　[6]、王春林《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小说评论》2005年第6期。

　　[7] 刘醒龙《圣天门口》，第1172页。

　　[8]、刘醒龙《圣天门口》，第1184页。

　　[9]、刘醒龙《圣天门口》，第1184—1185页。

　　[10]、参见王春林《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小说 评论》2005年第6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