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应松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1956年的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前苏联党报《真理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55年后，一个名叫陈应松的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同题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刊载，《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转载)。作者陈应松是否读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并因此受到启发，我无从得知。但两者却给我带来了同样的阅读思考，那就是，在剧变的时代面前，处境卑微的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洪流是否将一切不幸与苦难都冲到了弱小者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极其相似的写作指向：以写实的手法，描述普通人充满艰辛、不幸和眼泪的真实生活。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今天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正处于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背后，光明与黑暗同在，繁华和堕落共生，真实同虚伪并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何为?作家何为?陈应松认为，“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作家，他必须将自己交给与现实有关的一切。……作家在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欲望中，在身不由己的职业活动中，与现实拥抱在一起。”[1]这无疑告诉我们，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与时代、人心和现实存在，不应抱有故意或无意的疏远与隔离，而要直面和深入。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说：“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2]《一个人的遭遇》让我看到了作家陈应松的确“与现实拥抱在一起”，他的文学姿态也的确是“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

　　一直以来，从《松鸦为什么鸣叫》到《马嘶岭血案》再到《一个人的遭遇》，陈应松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思想与精神的可贵品质，分享着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内心承受的深重苦难。他不啻做这个时代真的猛士，摇旗呐喊，奋勇前行，犹如鲁迅所说，还“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文字，充满正义，富有铁骨;蕴含力量，贯注思考。残酷里包裹柔软，深刻中透出悲悯。真实而又丰沉，复杂而又丰厚。在丰富的内容表达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无比真实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来自底层的上访人物刁有福。刁有福名不副实，名为有福实则无福。小说开头就将他置于命运的多舛之中：从国有酒厂下岗后的刁有福，自己开了个小酒坊。然而一场大水，把什么都淹没了。两个参股人以为他耍赖，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两个人，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他母亲。他的不幸遭遇，由此开始。随后，厄运接二连三地到来。去医院诊治时坏掉了一颗肾，输血却染上了乙肝，遭母亲与舅舅毒打反被他们登报说“养儿不孝，母遭子打”。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想不到的是，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信访局建议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却因法院的袒护和草率输掉了官司。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眉目，他又阴差阳错地被选为上访代表，为以前厂里的下岗工人替天行道。在刁有福看来，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让他“必须上访，必须还咱们下岗职工一个公道，解决生存问题。上访就是把咱们的实情递上去，让上面知道，上访就是陈情，把问题搞清楚。上访就是给大伙一条活路。” 就这样，他只好一路去省里、进京城上访。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公道，不是活路，而是屡上访屡被遣返，落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更可气的是，遍体鳞伤的他最后还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入狱两年半。出狱后，他仍然想去上访。可是，刁有福去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响应。“大家看着他拄拐棍，风都吹得倒的样子，口里说你为大伙吃了苦，都有点避他。”连自己的妹妹也不留他吃饭，因为他有肝病，让他治好了再来。那一刻，刁有福面对茫茫大湖只想哭。倔强的他，决心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一番折腾后，当地信访局迫于上面的压力，部分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说的震撼力无疑是强大的。原生态的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让我感到压抑。从来都在写底层的陈应松，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写出了残酷的生活现实，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真相。刁有福的不幸遭遇，岂止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放眼当下，还有多少刁有福们，曾经遭受过、正在经受着、将要经历着同样的不幸?小说中的刁有福，自己下岗了，想凭借一点技能再混点生活，却处处碰壁。平时的刁有福，不说话，懒得说，因为“跟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就当自己是只蚂蚁，因为“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苦难”一直是陈应松文学写作的关键词。在这部小说中，他以无比真实的向下姿态，叙写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刁有福的遭遇固然只是个人遭遇，但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谁能说这背后牵扯到的，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刁有福的那些下岗工友们，现在都没有单位，日子过得苦巴巴的，“有的摆地摊，有的卖菜，有的捡破烂，还有的像他这样，回到过去的老家乡下，没田没地，比农民还不如，农民还有几亩地可耕。”有些人病死了，有些人自杀了，家庭的幸福远去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与此相反的是，“法官太轻率……随意性太大，又袒护报纸。”而派出所警察先生们包括各主管部门推脱责任的最拿手一句话就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干他的事了。难怪刁有福百般无奈之下想走极端。小说中，他和信访局官员的一段对话发人深思：“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作家，须臾不要忘记，文学除了叙写个人的悲欢，还应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表达一己之私的生活经验，更应关注广大世界的生存境遇。说到底，“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3]以此观照《一个人的遭遇》，其悲悯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结局耐人寻味：信访局这次不仅让刁有福过足住院的瘾，还答应了他不少条件，譬如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帮他儿子安排工作，贷款五万元给他恢复生产。于是，刁有福拿贷款的五万元回到村里，想继续养猪搞酒坊。儿子、妹妹、断了六根肋骨的前妻、前妻的弟弟重新回到他身边。“生活似乎又开始了。”读到这里，我那颗沉重已久的心稍微舒缓，眼前仿佛出现了童话故事里常见的一幕：从此，刁有福和他的家人(就像王子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于天真，还是作家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小说刻意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许，写惯了死亡的陈应松，此时面对刁有福也心有戚戚，充满矛盾。遭遇了那么多苦难的刁有福，无疑代表了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普罗大众，若他面临的唯有死亡，那余下的普罗大众将情何以堪?苦心孤诣的陈应松，面对底层的残忍和疼痛，虽有悲悯之心却无改变之力。事实上，他和广大读者一样，并不能为刁有福他们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出路，但他在思考着，探索着，尝试着。刁有福在绝望之后放弃了上访，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归于平静。在这场“个人”与“体制”的较量中，刁有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表面现象。两者和谐的背后，以刁有福的沉痛遭遇为代价。小说中，信访局的人曾对刁有福说：“政府和百姓都要互相体谅。你们不能提到当官的就都姓贪，官员们不能提到老百姓就都姓刁。现在官民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只是，这种误会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找到误会的根源，误会的化解不过是官员们或者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在作家陈应松看来，“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4]《一个人的遭遇》既是他上述小说观的写作实践，也是其具体表现。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读出强烈的生活真实感、现场感，充满力量，蕴含复杂，让人疼痛。他还认为，“文学创造的激情来自于愤怒、警醒和不满。”正是这种愤怒、警醒和不满，让他一直试图贴近底层，关怀人性，表达悲悯，也让我在他的小说中，充分领会到文学的神圣和艺术的尊严，充分感知到文学的骨气与小说的精神。批评家谢有顺曾说：“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很多的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5]一个文学写作者，倘若没有开阔的胸襟，没有悲悯的情怀，没有高远的文学抱负，没有坚定的文学信念，是决然写不出触动灵魂、让人有痛感的作品来的。当我理解了陈应松的小说观，看到了他为此所作的努力，并读到了他的《一个人的遭遇》时，我坚信，无论时代的风貌如何变迁，也不管文学的气息怎样流转，必定还会有一些作家，以直面现实、正视苦难、深入真相的勇气和自觉，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引领时代精神走向的开掘者，且用他们的良知和道义，唤醒我们的悲悯之心，拯救我们的迷途之魂。

参考文献：

　　[1]陈应松:《与文学有关的几个词》,《长江文艺》2008年第6期。

　　[2]谢有顺:《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60页。

　　[3][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页。

　　[4]周新民，陈应松:《寻找精神存在的方式》,《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第2期。

　　[5]谢有顺:《文学的常道》,作家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