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

　　读罢全书，深深的惆怅中满怀敬意，对那个已逝年代的美好人物，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舍身为国的勇气、他们历经苦难却依然“温和洁净”的高贵品性……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评道：“《巨流河》是一本惆怅之书。”在作者齐邦媛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史、家族史，更是一部我们甚少阅读到的战争史、爱情史，它所饱含的历史忧伤，国难家仇，令人掩卷沉思，由两代人的家国情怀牵出的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画卷，“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跨不过的巨流河

　　作者齐邦媛，台湾大学外语系教授，高龄87，一位在台湾文学界、教育界备受尊敬的名字。2004年，已经80岁高龄齐先生开始动笔，历时四年写出了回忆录《巨流河》。在台湾出版后，洛阳纸贵，好评如潮，成为台湾文化界一大盛事。于是内地的三联书店在2010年10月引进了此书，2011年4月出版，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称“《巨流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巨大的历史忧伤，是人们心头跨不过的巨流河。它的价值，在于它是20世纪中国人苦难和奋斗的一个真实、感人的血泪记录。

　　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的母亲河。南滨渤海与黄海，西南与内蒙内陆河、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影响中国命运的“巨流河之役”，发生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跨度百年，厚重沧桑。1924年，齐邦媛生于辽宁省铁岭，6岁随父搬家至南京。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她逃难至重庆，后考入武汉大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学教书，从此就留在了台湾，又从台湾负笈美国做研究。齐先生学贯中西的学养，细腻丰富的文笔，从亲历者的角度，将中国历史的大事，个人情感深处的幽微，娓娓道来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伤痛和不屈的精神力量。

　　正如王德威教授所发问：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评论家丁东说，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又是优雅的散文。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但有历史感者不多。

求仁得仁，何憾之有?

　　翻开《巨流河》，那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一一浮现，他们带着自己的爱与痛复活在我们跟前。用新近流行的话说，《巨流河》似乎是一本为“失败者”致敬的书。然而，作者齐邦媛绝不同意这种说法。齐世英，作者的父亲，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鲜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怀抱。1925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1883—1925)。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渡不过的巨流河———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台湾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齐邦媛来承续。

　　《巨流河》所述人物众多，除了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齐世英，抗战空军英雄张大飞、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哲学家钱穆、名教授吴宓等等，在齐先生的笔下一一开口说话，令人荡气回肠。用王德威教授的话说，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这历经死亡和人生困顿后依然能够“温和洁净”，令人感慨嘘唏。

　　张大飞是全书最让人伤心欲绝的人物。在齐邦媛的笔下，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姿，他虔诚而充满矛盾的宗教信仰，他深情而克制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和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向世人道明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这无关男女，无关英雄，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王德威教授说，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张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一个声音未曾老去

　　在《巨流河》里，我们首度读到另一面的朱光潜先生(1897—1986)。作为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齐邦媛幸运地成为他的得意门生。他赏识她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人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美学著作，事实上朱光潜也是1930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显露了朱教授较少被提及的一面。他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书中有一个细节令人难以忘怀：一天朱光潜在讲华滋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朱教授也许难以预料，他的这一平常动作深深烙在齐世英青春的心灵里，他的为学精神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一生著述、译着丰富的齐邦媛，1970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早期的台湾和新时期以前的大陆相似，在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学生十分反感。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文学回归心灵，获得了成功，正是齐先生功德无量的举动，对日后的台湾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巨流河》是一位女性学人对历史的见证，对命运的回顾。齐邦媛先生在她的叙述中一天天成长，“终而有了风霜”。她的娓娓道来让我们热血喷张，感受时间的无情，世事的变迁，然而，唯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评论家王德威说，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我们久久聆听，久久回味，却是“怅惘千秋一洒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