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小说中的创业书写

关键词：叙事逻辑 成长问题 问题小说 艺术化书写

只要是关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朋友，就不难发现，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由于受到国家主导性政策影响的缘故，最近一个时期，在乡村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可以被命名为“创业书写”的创作潮流。诸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贺享雍的《天大地大》、陈毅达的《海边春秋》、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等长篇小说，以及杨遥的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都可以被看作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篇什。一种实际的情形是，只要我们一提及乡村的创业书写，就会本能地联想到“十七年”期间柳青那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其实，也不只是柳青的这部《创业史》，“十七年”期间包括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孙犁的《铁木前传》、李凖的《李双双小传》等作品在内的一系列乡村题材作品，其核心要素也都离不开创业的书写。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乡村创业书写，更强调如何走一条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而已。也因此，一个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在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的当下时代，这一批旨在进行创业书写的乡村小说，与他们的文学前辈们相比较，到底有没有生成什么新的审美或艺术质素？如果有，这些审美质素又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乡村小说中下一步的创业书写又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接下来，我们将分别选择特定的文本，主要围绕人性的勘探、成长叙事以及“十七年”文学经验的传承等几方面来展开相关论述。

一、《金谷银山》：人性勘探与叙事逻辑

我们注意到，关仁山《金谷银山》里的新时代新型农民形象——即范少山的第二位妻子闫杏儿，与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形成某种呼应。我们发现，主人公范少山身边有诸多女性形象，比如红杏出墙的前妻迟春英、到白羊峪支教的女研究生欧阳春兰等。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对范少山产生根本影响的还是这位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妻子闫杏儿。在探讨范少山的情事与小说叙事逻辑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范少山为何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故乡带领乡亲们创业？

对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老德安上吊自杀带来的心理冲击。小说中范少山闯荡北京卖菜，三年后由于难挨对亲人的思念而冒雪回到故乡白羊峪，没想到回去却撞上了老德安自杀的悲剧。对于老德安的死，范少山思来想去，最终认定是没指望的生活杀死了老德安。“一个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那就是生不如死！”在老德安之死的刺激下，范少山决心改变白羊峪贫穷的现状和乡民近乎无望的精神困境。但“乡亲们的指望在哪儿？白羊峪的希望在哪儿？”，怎样才能为这落后的乡村注入希望呢？在“梁生宝”这一精神偶像的感召之下，范少山决心联合村民小组长余来锁，一道“创业”来改变白羊峪的落后面貌。最终，范少山设法带领乡民们走上生态农业和旅游脱贫的致富道路，不论是种植金谷子，还是培植无公害的金苹果，乃至攻克“鬼难登”改善交通条件，都是范少山所做出的努力。但这里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问题，即范少山返乡创业的动因设置：仅凭《创业史》的影响、老德安的自杀与一腔乡愁，是否足以让范少山抛下北京风生水起的生意和生活，义无反顾地回乡带领乡民创业呢？虽然关仁山在小说中为我们设置了主人公如此选择的诸多动因，在艺术逻辑上也能自洽，但总归有些说服力不足。

除却返乡动因不够充分之外，小说在叙事逻辑上的问题更体现在范少山与闫杏儿感情关系的设定上。首先，作家对二人感情生发的原因交代不明。在小说中，范少山偶遇闫杏儿时，她正与劈腿闺蜜的男友当街争吵。本是路人的范少山很意外地给蒙羞的闫杏儿提供了下台阶的机会，于是，出于感激，闫杏儿竟对范少山生出了感情。此处逻辑的不合理正如小说中的描写：“他动了喜欢杏儿的念头，想去牵杏儿的手，没敢。人家是大学毕业，年轻漂亮。你是打山沟里滚出来的，虽是高中毕业，但这几年做买卖，那点墨水差不多干了，三十大几了，人又老相，一个卖菜的，又是二婚头，凭啥？范少山觉得自己个的想法没天理。”这样一个“没天理”的想法最终却成为了现实，其真正的原因何在？很遗憾的是，小说中的叙述始终都没能让读者信服：各方面条件都明显优越的闫杏儿为什么非得一门心思地爱上并嫁给范少山。这里，关仁山所呈现的已近乎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缘无故的爱”。由于感情的生成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不得不将其归之于“主角光环”。

其次，闫杏儿对范少山无条件的认同和支持也明显有违正常的叙事逻辑。小说中范少山借了闫杏儿的钱，和余来锁一道进京购买西洋参种子，最终却被骗得血本无归。但当范少山向闫杏儿坦白此事时，闫杏儿非但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表现出万分的理解和支持。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其后范少山再次向闫杏儿借钱，闫杏儿再次毫无条件地理解并支持。闫杏儿如此反应，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的常情常理，她的钱亦是辛苦赚得，这样毫无条件地馈赠给范少山未免太过轻便随意。而类似这样的情节在《金谷银山》中并非特例，曾多次出现，似乎只要是范少山在创业过程中遇到资金问题，闫杏儿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解救，竭尽所能地予以支持和帮助。闫杏儿在小说中已然成为一个“坚强后盾”式的工具人物。按照常理，丈夫抛下自己不管不顾地回乡创业，非但在生活上给不了一点帮助，还常常需要求助妻子以解决创业难题，甚至还把亲生女儿小雪和干女儿黑桃留给妻子一人照料抚养；很难想象，任何一位现代女性能够欣然接受如此一种失衡的夫妻关系，且毫无怨言、甘愿自我牺牲。但在《金谷银山》里，如此一种不可思议的男女关系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叙事逻辑现实上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范少山与闫杏儿之间不可思议的感情关系，直接影响到整部小说叙事逻辑的成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身处这样一个讲求男女平权的时代，关仁山却塑造出如此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着实是有些“陈腐”。我们也很难想象，像闫杏儿这样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意志而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庸。我们不需要与一些极具现代意识的作家相比，甚至是回顾柳青笔下的徐改霞，也明显感受到关仁山在写作观念上的落后。在当下时代塑造出闫杏儿这样毫无现代感可言的女性形象，我们不能不为其遗憾。

二、《天大地大》：在创业中成长

关于“成长小说”，曾经有学者做出过这样的论述：“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在《天大地大》中，女主人公乔燕显然并非处于幼年时期，但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毫无工作经验的她要承担精准扶贫这样重大的工作任务，其在能力与经验方面确实称得上是“幼年时期”。乔燕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即可被看作是她成长的过程。而“成长小说”中的“精神危机”在这里表现为扶贫工作中所遭遇的诸多困难。在小说开篇，初到贺家湾的乔燕就意外受挫，这无疑预示着接下来工作的困难程度。“越往村子里面走，乔燕看到路两边沟渠里堆积的庄稼秸秆和枯草越来越多，一些秸秆和枯草已经腐烂，颜色发黑，空气里散发着一股腐殖物的酸臭味。前两天下过一场暴雨，洪水也没把这些垃圾和臭味冲走，雨水积在低洼处，墨汁一般。孑孓和不知名的小虫把这些水潭当作了乐园，尽情地在里面撒着欢。乔燕不由得皱了皱鼻子，这和她昨天晚上想象的‘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有些不一样。”一方面，这里通过脏乱的农村景象反映出乔燕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这样的乡村景象无疑有着极强的象征意味，暗示了乔燕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艰难。

好在乔燕的努力有了好的结果。贺家湾脏乱的环境得到有效的整治，并实行了垃圾分类与统一清运的政策。另外，乔燕还必须面对诸如贫困户的摸底识别、积极支持退伍军人贺波实现“美丽新乡村”的设想、解决贺勤与吴芙蓉的“鸭子风波”、帮助因贫辍学的高才生贺峰复学，乃至蘑菇种植培养技术、生态鸡场困境、筹措修复垮塌桥梁的修缮费用……这大大小小的难题，一方面都是摆在乔燕面前的工作，另一方面却也是乔燕成长的助推器。只有战胜了这近乎“九九八十一难”的挑战，乔燕方能真正地“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单凭乔燕一己之力，很难克服这些大大小小的困难并完成自我的成长历练，这其中，富有经验与智慧的各种“帮手”或者说“导师”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小说中，适时点拨并给予帮助的有曾经的扶贫干部、乔燕的爷爷乔大年，也有现任扶贫干部、乔燕之母吴晓杰，这两位亲人在乔燕困难之时，无不或明或暗地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乔燕的成长，与这二位有着莫大的关系。小说结尾处，我们发现曾经懵懂青涩的乔燕，在历经种种考验之后，已然成为能够独当一面、富有经验的优秀干部。虽然贺享雍借助贺老三等一帮非贫困户的发难，以一种非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了整个故事，但同样也借助乔燕即将分娩出一个新生命的细节昭示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通过对主人公一年多的工作与成长的真切书写，贺享雍成功塑造了乔燕这样一位立足乡村现实、却又不失理想色彩的年轻扶贫干部形象。

但在肯定《天大地大》思想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与贺享雍商榷。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乔燕能够成为扶贫工作者的原因设置。据叙述者交代，在乔燕之前，负责贺家湾扶贫工作的股长张青，不仅不称职，甚至还临阵脱逃，所以组织上委派乔燕接替张青的工作。但如此设置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如果张青在包括扶贫在内的各种工作上均存在不小的问题，他又怎么可能被提拔而成为股长；其二，在明知乔燕工作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还偏偏把这样一个青涩的大学毕业生派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这只能反映出相关领导的失察与不负责任。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看，将乔燕这样一个黄毛丫头委以重任固然值得肯定，但我们也同样不能忽视由这种设定所带来的问题。又或者，贺享雍正是想通过这样的春秋笔法，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揭示组织工作中所存在着的一些官僚主义问题，也未可知。

其次，则是乔燕的身世问题。乔燕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扶贫世家”，并且她的男友张健也是一名警察。小说中，每每乔燕遇到困难时，家人和男友都能助其一臂之力。比如，在乔燕受挫而萌生退意时，是爷爷给她鼓励；当乔燕希望用爷爷的威望逃避精准扶贫工作时，爷爷毫不犹疑地给其“当头棒喝”。正因为有爷爷的激励，乔燕才有可能鼓起勇气来到贺家湾。而作为警察的男友张健，也通过一次次的自我牺牲而成全了乔燕的扶贫事业。在小说中，为了扶贫工作，乔燕甚至在一通电话的召唤下，就马上从拍婚纱照的现场返回到贺家湾，只留下面面相觑又颇为无奈的男友和摄影师。另外，乔燕还多少有些强制性地让收入原本就不高的男友与自己一起负担贺峰的学费。而给与乔燕最大帮助的，应是担任市扶贫移民局局长的母亲吴晓杰。在乔燕遇到桥梁修缮难题时，母亲暗中给以强力支持。小说中，吴晓杰曾嘱咐女儿：“什么不想给我添麻烦，……我带大的人我还不知道，就是想争硬气嘛！可你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总有没法解决的事吧？我给你说，贺家湾桥的事，我已经给你们县委孙书记说了，关系到五个村的村民没法通行，这也不是小事！孙书记说了，他会尽快解决，这下你不会再哭鼻子了吧……”虽然吴晓杰口口声声说要让女儿好好锻炼，但在女儿困难之时，却也难以置身事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乔燕不是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如果她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精准扶贫的工作是否还能做下去？如果只是凭借她一人之力，面临困难时岂不是要碰得头破血流吗？因此，乔燕究竟是靠自己还是靠家庭关系网完成精准扶贫的任务，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按照小说的描写，如果乔燕出身平凡，她想完成精准扶贫的艰巨任务就只能是异想天开了。如此看来，贺享雍在《天大地大》中关于精准扶贫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事了。

三、《海边春秋》：问题小说与“十七年”文学传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小说”。其中一种出现在五四新文学时期。进一步说，这一类型的“问题小说”，与那个力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紧密相关。具体来说，这一时期所谓“问题小说”中的“问题”主要指一些有关人生的普遍性问题，其要旨是以小说的形式思考追问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诸如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社会问题，乃是这些“问题小说”作家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不同程度地旁涉儿童、教育以及劳工等其他问题。谢冰心、叶绍钧、罗家伦等，一般被认为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另一种，则出现在我们平常所谓的“十七年”文学时期。这个时期“问题小说”的提法，出自以书写乡村和农民而著称于世的作家赵树理。在一篇创作谈中，赵树理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由这段话可知，赵树理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作家，而更多地看作一位必须面对并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人员。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会在创作谈中特别强调小说写作的主题，只能来自具体的工作之中。也因此，赵树理所谓“问题小说”中的“问题”，其具体所指便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那些具体问题。虽然没有办法从作家陈毅达那里得到相应的证实，但在我的理解中，如果我们把陈毅达也看作当下时代出现的一位“问题小说”作家的话，那么，他所实际传承的恐怕便只能够是赵树理那个意义层面上的“问题小说”创作传统。更进一步说，假如我们的理解视野更为开阔一些，可以把当代作家所面临的文学传统分别梳理区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1949年之后生成的“十七年”文学以及西方文学这样四种文学传统，那么陈毅达的这部《海边春秋》所传承的，便毫无疑问是以赵树理为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的“十七年”文学传统。

既然是接近赵树理或者“十七年”意义上的“问题小说”，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作家在这部作品中所关注和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问题？通过小说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正是蓝港村这个海边渔村的搬迁问题。更进一步说，蓝港村这样一个小小渔村的搬迁问题，之所以会显得如此重要，关键原因在于，渔村的搬迁直接关系到岚岛能否建设成为国家级的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区。小说主人公刘书雷是毕业于北京某名校的文学博士。故事发生时，刘书雷已被引进回老家闽省担任省作协副秘书长。按照省文联李然书记所言，他是闽省文联机关最年轻的一位处级干部。身为一介书生的他，之所以能够与岚岛综合实验区的建设发生关系，是因为他受李然书记指派，参加了闽省省委组织的第四批援岚工作：“按省委主要领导的要求，这第四批援岚干部必须具备更强的专业优势、信息优势和智力优势，必须是拥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以适应岚岛开放开发向创新驱动发展挺进。”第四批援岚工作的总负责人，是省政府的吴副秘书长。正因为考虑到了刘书雷的身份既是省作协的副秘书长，又是学富五车的文学博士，所以，在一时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刘书雷被吴副秘书长留在了援岚办，临时负责办公室的文秘业务，直接服务于总揽岚岛发展全局的吴副秘书长。

然而，就在吴副秘书长携带一众援岚干部刚刚抵达岚岛，正在召开见面会的时候，蓝港村却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虽然身兼视角性功能的刘书雷此时对蓝港村的情况尚且一无所知，但作为焦点事物的蓝港村却就此第一次走进了读者的视野。原来，作为主要投资方的兰波国际，在岚岛金滩和铜滩的旅游开发项目都进展很顺利，唯独银滩的进展状况因为蓝港村人的拒绝搬迁而很不理想。依照常理，蓝港村既然明显属于发展滞后的村子，通过搬迁进城的方式，既可以使人居环境大为改善，更可以明显提高生活品质，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那蓝港村人却又为什么会一致反对搬迁，甚至差一点酿成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就这样，蓝港村作为一个焦点事物，在引起刘书雷本人高度关注的同时，也成为陈毅达成功设定的一个艺术悬念，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正是在刘书雷前往蓝港村进行搬迁调研的过程中，陈毅达把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乡村第一支书、干部下派支援地方工作、乡村青年返乡创业等的主旋律元素巧妙地融入《海边春秋》这部“问题小说”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边春秋》也可被视作一部刘书雷的成长小说。

小说中，摆在刘书雷面前并对他形成了极大考验的一点就是，既然已经在调研过程中明确意识到上级相关部门关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决策有误，那么身负调研重任的刘书雷到底该不该说出真相？到底应该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吴副秘书长提出怎样的一种合理化建议？虽然陈毅达没有做出明确的相关描写，但依照正常的心理逻辑，此时此刻的刘书雷，必然会陷入如此一种不无激烈的自我矛盾冲突状态。但在我看来，多少带有一种巧合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岚岛实验区管委会金书记与赵主任两位最高领导的批示精神不无神奇地传达到了刘书雷和张正海这里。更加令人感到惊异的一点是，仿佛事先就已经预感到了刘书雷的调研结果一样，两位领导给出的批示的主体精神，竟然与刘书雷和张正海他们的所思所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进一步说，不仅仅是金书记和赵主任，连同小说中的最高决策者吴副秘书长，在对蓝港村进行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微服私访”之后，也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刘书雷他们一边，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要求蓝港村人全部搬迁的决策。就这样，在似乎洞察一切秋毫的这些英明决策者们的干预之下，刘书雷所面临的蓝港村究竟该不该搬迁的难题迎刃而解。《海边春秋》也因此如同“十七年”期间的绝大多数小说作品一样，以一种圆满的“大团圆”形式而做结。从我个人的一种文学理念出发，倒也不是说绝对无法接受如同《海边春秋》这样的一种“大团圆”结局，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面对如此一种不无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与此前作家所铺陈出的那样一种剑拔弩张的态势相比较，问题的解决似乎多多少少显得有点太过于轻易了。从艺术的层面来考量，假若在此前矛盾冲突设计的基础上加大刘书雷与张正海他们解决蓝港村搬迁问题的阻力，不仅将会增加小说故事情节的紧张度，而且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也会为刘书雷这一形象增色不少。

四、《父亲和我的时代》：尽可能地进行艺术的书写

以上虽然只是个案的具体分析，但从根本上说，关仁山《金谷银山》、贺享雍《天大地大》以及陈毅达《海边春秋》中存在的问题，其实也都可以被看作某种普遍性的状况。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就是我们乡村小说中的创业书写，能否在摆脱仅仅是配合国家政策“阐释”和挣脱“十七年”文学传统窠臼束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回归到艺术本位，真正实现一种乡村创业的文学化书写。这倒也不是说我们要回避诸如精准扶贫这样涉及国家政策的内容，而是如何更加艺术地把国家政策有机地编织到相应的故事情节之中。这一方面近期较为理想的一个小说文本，恐怕就是青年作家杨遥的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承认，《父亲和我的时代》所集中讲述的，就是一个新时代普通农民的创业故事。父亲原本是乡下一位技艺超群的裱匠，怎奈伴随着装修进入千家万户，逐渐处于失业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技艺的失落，另一方面是母亲的过早弃世，两方面结合起来的一个直接结果，自然也就是“精气神”丧失后父亲的“失魂落魄”。父亲“失魂落魄”的有力证据，就是他的服饰不仅总是脏兮兮的，而且似乎连脸都懒得洗。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早已被时代甩落的农民父亲，某一日却不仅突然要求“我”给他买一部智能手机，而且竟然还赶时髦一般地玩起了微信。原来，一贯邋里邋遢的父亲，突然间出人意料地做起了微商。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不仅经营品种繁多，既卖小米，也卖核桃、蜂蜜、酸枣、荞麦、胡油、土鸡蛋，而且也已经把生意做出了国门之外，连远在西非的多哥，竟然也有人到父亲这里买东西。问题很显然在于，日常生活中早已“失魂落魄”的父亲，何以会如此这般地突然间便“脱胎换骨”呢？针对“我”的疑问，父亲给出的回答是：“本来也没想过做这个。村里第一书记组织培训，没人去。人家就说去一天给五十块钱，还管饭。人们谁也不信这是真的，刘桐拉我去看，去听了几节课，觉得人家讲得有道理，想试试吧。一试还行，反正现在裱家的也少。”紧接着，就是“我”随同父亲一起冒雨到县城发货情形的描写。正是在这次发货过程中，“我”才真切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个微商经营者的那样一种敬业精神。他不仅宁愿自己被雨淋湿也不肯让货物被雨淋湿，而且还坚决不肯人为拖延发货时间：“不行，一迟就失了信用了。我不想等，接下单就想发货。”说到底，父亲之所以能够把微商做得风生水起，与他具备这样一种敬业精神，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但值得注意的是，杨遥在塑造父亲这一人物形象时，并没有做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比如，就在我们以为父亲因业绩的突出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微商事业之中的时候，作家却又不期然地荡开一笔，揭示出他内心深处对裱匠手艺的由衷留恋。当“我”以微商的经营成功为由劝父亲不要再爬上来爬下去地为别人裱家的时候，父亲给出的，竟然是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回答：“做微商和裱家怎么能一样，微商谁不能做？裱家是咱们家的祖传手艺，你爷爷传到我手里几十年了，总不能让它断了吧？”关键还有父亲讲述这段话时的那样一种神情变化：“父亲说着情绪渐渐低落下去，人也顿时好像黯淡了。”原来，尽管父亲的微商创业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但在他内心深处，却依然留恋着祖传的裱匠手艺。这一细节的出现，所充分说明的，正是父亲的某种精神情结之所在。很显然，在父亲的理解中，裱匠其实已经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艺，而且更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象征。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身为写作者的“我”才千方百计地要约请禹导演来专门为父亲的裱家过程拍摄纪录片。在这里，裱匠手艺可以被理解为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更应该被看作乡村精神的一种传承。一方面能够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积极从事微商的创业活动，另一方面在内心里却又深深地依恋着家传的裱匠手艺，以上两个方面的并置性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父亲这一人物形象性格层面上某种丰富性的具备。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样一部以父亲的微商创业为核心故事的中篇小说，原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父亲和他的时代”，但杨遥为什么非得把它命名为“父亲和我的时代”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已经关涉小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正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采用，所以小说文本中也就形成了两条时有交织的结构线索。一条是身为裱匠的父亲做微商创业的故事，另一条则是身为父亲儿子的“我”一篇名为《隐疾》的小说的写作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现实生活中的杨遥竟然真写出了一部名为《隐疾》的中篇小说，发表在《芙蓉》杂志2020年第4期上）。对于《隐疾》的创作动机，“我”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种交代：“那是半年前，几位朋友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我、我的这些朋友、大街上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别人一眼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甚至当事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时还把它当成优点。我把它称作隐疾。我为自己的发现兴奋，当时就和身边的朋友说：‘我要写个小说，叫《隐疾》，要是能把它写好，绝对是个突破。’”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我”很快就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篇小说。但也只有在完成之后，“我”才觉得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好，而且多次修改也还是觉得不满意。于是，断断续续的修改过程，也就成为隐约贯穿于《父亲和我的时代》这一小说文本的另外一条结构线索。比如，“中秋节和国庆节挨着，连在一起放假。关于《隐疾》又完成了一次修改，成了五万多字的中篇，却还不是很理想，哪个地方差点儿什么。想到有段时间没见父亲了，便带着稿子回了老家。”再比如，“我给父亲讲起《隐疾》……讲着讲着，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停下来。父亲用脚在盆里划了一下问：‘接下来呢？’我说：‘我得再改改，改完给你讲。’”一直到最后，听着父亲他们的歌声，“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隐疾》。”尽管我们不知道《隐疾》的基本状况，但依据片言只语的介绍，再进一步结合充满暗示意味的标题名，我们即不难判断，《隐疾》应该是一篇带有一定现代主义色彩的旨在关注表现精神世界负面构成的中篇小说。唯其因为负面，所以才叫“隐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身为子一代的“我”身患“隐疾”，所以才会觉得父亲他们是在“跟着时代奔跑”。就这样，原本应该属于“我”的时代，真正的引领风骚者却变成了父亲他们。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文学》的编者才会在《卷首》中这样来评价小说中的父子关系：“这篇小说与脱贫主题有关，又不局限于此，其妙处还在于‘我’的自视——在父辈唱出新曲的时候，自己的曲库里竟然只有老歌，时代深处生长出的活力与不接地气的‘隐疾’的并存，只存在于这一对父子关系中吗？仅就‘父子’加‘人与时代’的原型模式来看，这对父子的行动与《创业史》中的梁家青年进步、老人犹疑的状态正好倒错了起来。”但假若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论，即使如同父亲这样一位看似紧跟时代脚步的乡村人物形象，他对于裱匠手艺的那种内心迷恋，是不是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精神“隐疾”呢？

虽然说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已经尽可能地实现着乡村创业的艺术化书写，但说实在话，认真地检点一下就可以发现，包括杨遥小说在内的以上这些旨在书写表达乡村创业的小说作品，除了所谓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所留下的一些思想局限之外，其实还远远没有抵达“十七年”期间柳青《创业史》的思想艺术水准。就此而言，中国作家在未来的岁月里，的确称得上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