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宁肯《黑梦》：第一人称中的第三视角

宁肯的《城与年》系列小说很好看，我从《火车》追着看，追到收官篇《黑梦》，共五篇，一篇未落。

承接以前，《黑梦》的故事还是写七十年代初的北京胡同的故事。也像之前一样，这篇小说依然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我”来叙述。但有别于之前的是，在这篇，黑梦成了主角，而黑梦就是“我”。

因为黑梦成了主角，难免的就要以黑梦视角作为主要叙述。也就是，在保持以往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不变的同时，文中更多的在用黑梦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这就使小说看上去有了两个叙述视角在同时进行。

这有点意思。这让我想起刚学会说话的孩童，还不会称自己为“我”时，是用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的。如孩童的名字叫黑梦，当他说什么东西属于他时，他会说“这是黑梦的”。人类本能，对一个具体事物的命名是为了方便识别它，且给它捆绑意义，使之与其他同类事物以区别。黑梦是“我”，更像是具体的“我”，那个肉身的“我”，圆脑袋，四肢藕节一样的侏儒的“我”。

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我”呢，有些抽离那个侏儒的“我”，有着想做“正常人”愿望。这个意思在《黑雀儿》篇章里就明确给出过，哥哥黑雀儿受伤住了医院，因为医院伙食好，出院的黑雀儿不但由入院前黑瘦变得白白胖胖，还长高了。于是黑梦就想或许他矮并不是基因突变的问题，而是营养不良，若他也因什么事住了院，在医院好吃好喝的躺一个月说不定也能长高一截，“像常人一样”。就是，黑梦有过像常人一样的梦想。但梦想永远只是梦想，在基因变异这件事上，越具体的条件证明越使他成为正常人的愿望幻灭，唯有可能成为正常人的机会只能是他的头脑，他的思想。他爱看书，看书本来是他的无意识，却也难说不是他无意识下的意识，因为读书能让他离开他的侏儒身躯，像个常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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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城与年》之前的几篇，《黑梦》无疑是一篇复杂的小说，虽是接着上一篇《黑雀儿》的时间和故事写下来的，若没读过以前，就单独看这篇，阅读上也并没有障碍。说它复杂，是因为小说中出现了既延续又独立的一些元素，如七姐儿的到来给黑梦带来的重大改变。复杂意味着可阐释的途径不止一条，从叙述的类型，从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从人物关系，从关键词，从象征，从虚构本身，任拎起一个头，都能像渔夫抓起了撒网一角，接下来都能拎起那张巨大的网。当然，最终拎起的只能是同一张网，像佛法的四万八千法门，最终殊途同归，到达的还是同一个地方。

读这个小说我想起宁肯老师之前的一部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小说，多次想要重读，但我没有重读，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一个相应的难题需要向前人讨教那条路径，我在写作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还没有遇见终点前的路上必定出现的那条难道，那个拦路虎还没有到来。与《三个三重奏》阅读同样感受的是，《黑梦》也具有“重奏”性质，它未必是“三重”的，但它远不止“一重”。因为如果用“一重”的方法，我根本阐释不完它。像上面说的，《黑梦》可阐释的途径不止一种，而我选择的是叙述类型这条途径来进入这篇小说的海底。

杂志到了，没那么快拿到手，我是先读了《收获》微信公众号上宁肯老师的创作谈后，才看杂志上的全本小说。未读小说前，我就曾疑惑作家创作谈中谈到的“身心脱落”仅意指写完一个作品作家与作品的“脱落”吗？虽然我很早前知道它是一句禅语，“身心脱落”，或叫“脱落身心”，指的是禅修时的一种状态。我能理解作家写完一组作品脱手后的那种轻松感，放下情感回归初我，正如一元复始。但后来我读小说时仍是对作家创作谈中提到的“身心脱落”四字未忘。所以当我把《黑梦》读了三分之一时，突有不可思议的链接到来，也许“身”与“心”还可以对应双叙述视角也未定呢！

我们现在通用的小说视角概念学说，大约是由美国韦恩·布恩《小说修辞学》学给出的确立共识，小说常用的有三种视角，即全知全能又称“上帝视角”，和有限视角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你”为第二人称，也是有限视角，大约等同“第三人称”，诗歌中可见。）照说，一个文本中若使用的是有限视角，只能取其一“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两种不能同时使用，不然不是有“上帝视角”的嫌疑了嘛！但《黑梦》正是同时使用了有限视角中的两种视角，让第一人称的“我”，与第三人称的“黑梦”同时叙述，同时说话。又因为“我”就是“黑梦”，“黑梦”就是我，也可以说视角未变，只是“我”像孩童一样为了区别开什么把这个“什么”找了一个名字代替。要知道，黑梦是那个圆脑袋藕节一样肢体的侏儒，“我”是那个可能的正常人啊。又或说，“我”只是黑梦的一部分，而黑梦也只是一部分“我”，“我”与黑梦是一个正常个体的一半一半，黑梦是“身”，而“我”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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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三个三重奏》里有一个象征自由的人物“蓝”一样，《黑梦》中也有一个相应的人物七姐。七姐又叫王怜儿，众星捧月的一个人物，能看上我愿意跟我玩并不完全是因为受黑雀儿的限制没人跟她玩找上的我，而是我有能让她看上的地方。“我”看许多书，从懵懂识字到能给书分门别类，并能为七姐要看什么书把关的一个人。在看书上“我”与七姐是一类人，通过读书，眼界上思想上是个正常人，至少在关于书的对话时，“我”像她一样正常。但在七姐之外，在家族及至当下的那个社会中的“我”依然是侏儒，被哥哥限制，被父亲看不上，连疯娘都不把亲生的儿子放在眼里的这么一个无用之人。所以，要说黑梦是“我”，“我”是很不情愿的，那不可能是“我”，真要是“我”，也不过是因他带来的社会与时代刚好被“我”从中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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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需要特别说一下整个《城与年》系列或单说《黑梦》的故事为什么是黑梦的视角，说这个离不开故事的发生年代，时间是从《火车》就交代出的，发生在七十年代，而《黑梦》小说故事明确给出的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这两个时间一说出，便知它的特殊性质。但小说并没有写特殊时期下“文革”种种，而是写它的一个很小的切面。故事到了《黑梦》，黑雀儿通过圈子势力为父亲扶正了在医院的工作岗位和待遇，然后又去拜了师。这个师父曾是跤圈的一代角儿，因破四旧散伙多年，待风口没那么紧时收了黑雀儿为徒，照说收徒拜师是“封建”行为，是“四旧”中的“旧风俗”，但因黑雀儿的确是个难得的狠角，一代跤王还是收了他为徒。也正是因为跤王收了黑雀儿为徒，跤王的七女儿七姐王怜儿才有机会认识了黑雀儿的弟弟黑梦。然后黑梦因会讲故事会读书打动七姐，才与其成为心灵上的平等朋友。也因为这个平等，可能成为正常人的“我”的意识才真正觉醒，而不再只是个人人看不上的侏儒，又甚或时代的侏儒。故事精彩绝伦的一段是七姐和黑梦在房顶上找到一个书房。书房非常隐蔽，二层装满了书，一层是个起居室，但在起居室有一面伟人的巨幅画像把书房隐藏在了后面，也所以为什么在“文革”这个特殊期间，这个书房能完整保存，一屋子的书，一书未损，一书未丢。是伟人保护了书房和书吗？这个点不好展开，但特别有意思。到这，我说的“身”与“心”可指似乎就可以成立了，“身”是命运中基因突变的黑梦，因为有了书黑梦有了觉醒意识，而佛学里，“身心脱落”是指禅坐中的觉知，觉知本就指佛心，在佛界有了佛心就是醒来，然后也就有了“我”的诞生。有关“我”是“心”，“身”是黑梦的分离感最强的，也是黑梦和七姐这个书房里发生的，七姐没再把黑梦当成侏儒，而是把他放在了桌子上，让他和她一样高，然后她亲吻了他，“亲的还是我的嘴，亲得我汗流浃背”。而这只能是一个正常人的“汗流浃背”。

时间这里到了一九七五年，七姐和黑雀儿都下乡插队去了，后来黑雀儿死在了他乡，七姐儿返城后出了国，与我再没有相见。但这时的“我”远远脱离了那个侏儒身躯，因为“我”熟读马、恩、列、斯，熟读《哥达纲领批判》，并受启示认为自己也有劳动能力，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做一份正式工作。他想到就去争取了，并且“就这样，我成了信封加工厂的工人阶级，成了觉醒的“我”强调的劳动者。”到这，黑梦已完成他的正常人梦想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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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读整个《城与年》系列小说中黑梦的人物设置及其爱好住在房顶，还需要特别提到一本书，那是卡尔唯诺的《树上的男爵》。《树上的男爵》中，科西莫因为与父亲对抗，去了树上一辈子都没有下来。黑梦因为侏儒身份，没有地上的世界，躲到屋顶上去除了作者自述的是少年前的经历，在小说中的设置也有对抗的意味，这与科西莫因为对抗什么住到树上的设置相一致。这个设置如《树上的男爵》一样，在文中最终也起到了反思，破除，及重建的意味。

除此之外要解读《黑梦》中的七姐王怜儿向往自由的人物形象，少不了小说中提到的伍尔芙的《一个人的房间》这本书。一个人需要一个房间来象征拥有自由这个概念在这个小说里，似乎专为七姐而提出，因为七姐是黑梦要成为正常人的信仰始俑者和确立者，七姐自由了黑梦才可能自由。所以书房既是我的成长空间，也是专为七姐建筑的一个个人空间，以栖息七姐不能反抗父亲只能接受给她安排的一切的那个委屈的灵魂。诚如所愿，最后七姐出国了，也算是在最终完成了自由象征。

如果第一人称视角的“我”是心的那个我，那么“我”像七姐一样也是向往自由并可能得到自由的，而第三人称视角的黑梦即是“我”的不自由，这是一对身与心捆绑与脱离的辩证生发下的象征设置。在那个特别的时空下，种种情景下的不自由，使人人皆像个侏儒，这恐怕是作家把“我”设置成侏儒形象的一个用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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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作者在《黑雀儿》创作谈里所说，“慢慢的，黑雀儿，疯娘，刚果，许多人，仿佛从阴间有口型但是没有声音向我走来，他们大都有现实的影子，有名有姓。”“但是侏儒没有，他的名字叫黑梦，但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这名字。他向我走来的通道不一样，更深，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没有这个人所有人都不能在小说中成活，他是虚构，却比每个人物都真实。”

作者还是在这个创作谈里又说：“小说就是把没有的东西放入有里面，这无疑是一条金科玉律，因为没有的东西恰是‘有’之生成、成长、长出来的东西，或者说沉积物般的潜意识屋里提炼出来的，北京话更准确，叫‘沤’出来的，也即超自然物。”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北大陈晓明教授的一句话：（大意）作家对他要写的作品，如果没有获得形式感，没有获得语感和结构，是无法建立其虚构的语言世界的。也就是说其作品不能给出高于生活的文学形式，那样的文学作品其实是无效的，实际没有自身的存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形式具有决定意义，即它决定了此作品的文学性形状，及它的完整性和总体性。

我想，宁肯老师正是找到了黑梦这一人物形象，才构建出《城与年》系列小说这样整体艺术感很强的小说出来。黑梦是虚构是虚拟，更是万物生长的元，因为作者发现了他，才使无明（佛学用词，《黑梦》中两次提及）状态下浑浑噩噩的万物一下子澄明，有了照见一个小说世界的能力。这个小说世界的形式感、语感、结构，离不开“我”与黑梦即统一又脱离的关系。

以上是一个牵强附会的假设，但作家写完一个作品与作品的“身心脱离”的同时，小说中“我”与黑梦也完成了“身心脱离”是可以看得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