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的假说

作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先知开花》是小说家杜禅继《犹大开花》和《圣人开花》后的又一部探索之作，他总是探索，不知疲倦、永不停息地探索！早年我为他的探索精神所激动，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为他的探索精神而感动。前两部作品他邀我写序，我欣然从命；第三部作品要出版时，我已然垂垂老矣花甲之年了，他还是希望我能作篇小序。既然一不做二不休，三也只能从命了。同前两部相比，《先知开花》延续了杜禅长于反讽的笔法，依然饱含以文化的虚假性为靶心的现实批判，但这一终曲的独特，却在于它将反讽的着力点导向了现实本身的虚构性，通过生活本身的戏剧性表达他对现实的态度，也表达了他对当今虚构文学的反省。

按照惯例，为小说而作的序会被置于正文之前，同时也有可能置于不止一篇序言之中。然而，《先知开花》却正是以《预言》《做梦也得有天赋》《器官假说》三篇小序开启叙述，序已然是小说的起始，它仿佛置于正文之外，实则在其内部，差异又无异于正文本身。我为小说而作的序因而是“序外之序”，“言外之意”，却又由于叙述者自序对文本内外关系的打破而不再稳妥地居于正文之外，仿佛同样会被正文吸纳，成为小说叙述的有机部分或同谋。为了这种同谋，我这里似乎只能对整个小说围绕的圆心——叙述者和主人公方程即将在自序中透露的“器官假说”——做些点到为止的陈述：它是关于我们现有的五官认知世界的限度，及要超越这个限度的奇思怪想。

正如我为这部小说而作的序很难置身于正文“之外”，方程的器官假说推想的世界“之外”也无从证实其超越的外在性，最终只能是这个被如此感知的有限世界的想象延长线，从属于世界的“正文”本身。而当小说里的器官假说被推进了佛道诸种假说的叙述漩涡之中， 我这篇小序中针对《先知开花》而提出的阐释假说也陷入了叙述陷阱，或许还能暴露出真实或信念背后的叙述本质。

亨利·詹姆斯曾在《小说的艺术》中说道：“有些虚构的花朵有着真实的气味。”小说作为“虚构的花朵”当然都是“假”说，《先知开花》也首先是这样一朵散发着真实气味的虚构之花。但从器官假说的角度来说，能闻到“虚构花朵”气味的嗅觉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嗅觉，而是我们极具拓展性的文学阅读官能，也正是小说在内的现代文化产品的大量生产，促进了我们的文学官能的亢进，让我们不断重设日常五官对世界的有限感知。不仅如此，若说亨利·詹姆斯道破了小说制造的真实幻觉，《先知开花》所要戳穿的则恰恰是与之对称的一面，即真实所依赖的也无非是一种真实感、一种文学的结构，真实本身就是真实的幻觉。

还是回到小说的故事会更有趣。小说主人公方程人如其名，喜好逻辑思辨，又具有做梦的天赋，某一日受爱因斯坦的引力波的刺激，“波”出了他自以为创世纪式的器官假说，一个据说是他40年前受梦境启发而提出的科学假说，当时以情书的形式写给初恋，后来与孟勋、乌女士和陶晋三位朋友分别讲述。方程回忆起的真实在妻子夏帆眼里就是十足的幻觉，后者以普通人家出不了此等先知为由，认定方程精神失常，由此引发了接连的夫妻关系震荡。方程觉得他妻子的判断才是幻觉，于是展开了向曾经的倾听者们的求证之旅。他的每一次求证却都是一场叙述或假说间的互渗和竞夺：孟勋用他膜拜权力的“官能症”即“官僚体制本能症”来映照方程的“官能症”，本是质疑器官假说的动机和原创性，后来偏偏又基于自己的目的让方程坐实其“先知”之名，以“信其有则有”的路数施法治疗他妻子的更年期爆发；乌女士用佛教的“六识”“六根”体认方程的“五官”，以为器官假说正是要穿透实相，通达如梦幻泡影的现世法外的“真”；陶晋则立足于道家的“五贼”和他对梦境的开发，坚信方程体内多出的一“贼”即一个隐藏器官正在发芽生长；最终出场的初恋对器官假说毫无兴趣，却和方程拼凑起了当年的经过，也颠覆了他对“初恋”单方面的假说。不同的叙述层叠而至，假说包抄假说，幻象编排幻象，真实的本源杳不可寻。这或许是《罗生门》的另一种戏仿。

就文学主题而言，《先知开花》写的是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遭遇时的不堪承受，而这当中生活的全部脆弱性也得以展露。之所以有所奇想，是要僭越平庸生活的日复一日的重复。联系到杜禅的前两部小说，这种平庸仍需回溯到中国90年代以来的经济至上和文化坍塌。《先知开花》里也不乏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等时代背景的提示。

之所以不堪承受，则是因为不同的致信体系所发生的冲突。所谓致信体系，就是那些使我们秉信某种事实和观念的叙述结构。日常生活的法则、官场的世故、佛、道都形成了各自的致信体系，杜禅也借助方程的逻辑思辨对这些体系的不可靠及其背后的深层欲望进行了揭示、批判和戏谑。然而这种批判毋宁说是方程的器官假说投入众多叙述之流里自然传来的回音，小说真正看重的不在于对某种特定致信体系的攻讦，而在于信念撞上信念、叙述撞上叙述产生的波荡和弯曲。致信体系并非浮在表面，每一种叙述都关涉到对生活和世界的特殊感官，每一种叙述的后面都藏着一个主体的身份、位置和欲望，每一种叙述都可能与某种现实结合，带来实际的变异或塑造行为模式。

器官假说对方程的蛊惑，同样不仅在于其发现的重大，更在于这一发现预设的“先知”那种主体身份的迷人，它立刻画出了平庸日常的出口，一跃而飘飘然。他越是进入这种假说的叙述，就越是获得现实的确认，扮演起大师来也毫不费力，而他的现实主义式的妻子则苦于这种新的主体身份与平凡生活质地的不谐。但致信体系也并非完全封闭，它在固守自身的编码和结构时也保留缝隙和开口。因为各自固守，方程和妻子夏帆才会闹翻，从他们二人身上，我们可见人为地接受一个假说或拒绝一个假说所能到达的疯狂的极端处，而拒绝无非是缘于另有秉信。生活的保守和脆弱也由此显影，要撼动一种习惯的信念何其难也，拒斥反应的崩裂又是如此地迅速和纠结。又因为留有缝隙和开口，方程才会在几位朋友的不同信奉间拉扯，器官假说一开始更强调可感世界之限度，但在拉扯中却偏倒向了多出一个器官一重世界，由此产生超越的可能。

器官假说一开始就是修辞性地生成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是方程读到“有个科学家这样说，引力波是‘我们在找的另一种光，一旦找到，意味着人类从此有了第六感，就像有了超能力，用一双天眼饱览宇宙中无尽的奥妙’”。引导出方程记忆深处的器官假说并为其灌注伟力的正是引力波作为“第六感”和“天眼”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其实并不比“就像有超能力”中的“就像”有更多意味。也就是说，“第六感”和“天眼”对引力波的刻画显然并非是科学的刻画，而仅仅是过分通俗的比喻，方程与其说是受到了引力波理论和接收的启发，不如说是受到一个比喻修辞的牵引。他逮着一个比喻、一种非必然的相似性关系，用另一个“就像”回溯性地生成了器官假说这样一个镜像，一个真正的伟大理论的简陋倒影。这种沿着比喻修辞的衍生，不仅是器官假说的引发装置，而且也是文学的自我引发装置，是小说叙述得以“开花”的生产机制。

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一书中分析了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比喻语言，他指出普鲁斯特想要追求的事物与事物之间处于某种必然性的关系因而可相互替代的隐喻实际上无法达成，“追忆”的语言繁殖仍要依靠基于偶然的临近而建立的转喻结构。在《先知开花》这部以求证和解谜的方式突显“追忆”的作品中，器官假说和小说对器官假说的叙述，同样来自那种偶然连接的转喻方式。乌女士的佛理和陶晋的道法对器官假说的收纳改编，也都基于一种模糊的“像”，并非方程所认可的“是”。在这“像”与“不像”之间，小说的叙述周转开来，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假说之镜像的差异化重复。

和第一部《犹大开花》中贯穿始终的人物祝贺类似，方程宣称自己有做梦的天赋。但他最大的天赋实则是一厢情愿的天赋——当然“一厢情愿”也可以说是“做梦”的另外一种含义。正如他苦心收藏的几百面镜子都锁进了柜子，他摄影的专长也没有让他更能眼观六路，打破种种自设的假说圈套。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大半部的故事无法排除是精神病患者方程的想象叙述的可能。

小说的人物亦真亦幻，乌女士原本不姓乌，“乌女士”这个代称显出浓厚的虚空乌有的意味，“陶晋”这名号更是仙风道骨，而方程最终重访的初恋则始终以“燕妮”的名字示人——它不仅是对马克思的爱人这一历史人物的模仿，更是对方程当年所读的《马克思传》的文学叙述的模仿。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百年所造就的价值体系及科学思想，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隐形底盘。不光如此，方程见过陶晋后总会想不起他的面容，他手机录下的乌女士“证词”迟迟没有向夏帆披露，燕妮总是同学聚会的缺席者，夏帆也一直怀疑孟勋是否确有其人，两者始终没打过照面。这一系列的有意虚化都使真实向幻觉塌入，生活向文本塌入，小说向假说塌入。小说最终满足了解谜的愿望，让方程回到了假说的起点也即初恋燕妮那里。然而，正如两人见面前方程做的那个“失火的梦”，火苗的“金色狐狸”吞吃了一本日记，它还将吞吃掉想象现实的堤坝，重述方程的脑中对初恋的叙述。果然，重聚的两人拼凑起了一个超出各自预想的单相思故事，自己的故事仿佛别人的故事，仿佛经过了再度的虚构创作，原来当年的燕妮压根儿就没有把情书和方程对上号，遑论那层爱恋或器官假说的奇谈。真实和记忆的本源终于是燕妮转笔刀上的镜像之源，方程收藏的几百面镜子化为一个大的误认机器，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孩童时期的主体幻象搬到了青春期，甚至搬到了他的整个人生。假说和误认还在继续，56岁的方程眼里的燕妮是不俗的“知识女性”，可至少从她对器官假说的冷淡和一听见方程口吐莲花便用“远了远了”拉回的态度来看，这个判断恐怕仍然是一厢情愿。讲求实证的方程颇为反讽地越证越虚。

事实上杜禅这部小说的智慧不在于方程、陶晋、乌女士等人所持的任何一种假说，不在于现实以内或世界“之外”，而是在于真假虚实之间的转换，在于深入了解人在这“之间”的间性存在。“梦幻才是生命的原动力，大地其实是弥漫天空的一种投影”或许是小说中最接近真相的假说，尽管它也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且同样仰仗于特殊致信体系的作用。从人对故事、对叙述的依赖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确从来都是“诗意的栖居”。若改装亨利·詹姆斯的譬喻，不妨说真实的花朵也都栽种在虚构的土壤里，散发着虚构的气味。最终方程意识到他提出假说谱写情书构想初恋的举动是对文学传记中的马克思的模仿，但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模仿如何凝结着欲望、叙述和行为实验将自身缝合为一种“创见”。而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孟勋曾对方程提出的对假说原创性质疑同时适用于文学语言和叙述本身：语言和叙述从来都只能是对语言和叙述的模仿中的创造。

杜禅当然也有他的模仿和创造，《先知开花》的独特性在于它写实和先锋的双刃齐出：就小说挺进世情深处的、对诸种致信体系的揭露和谑讽而言，它坚守了现实批判的传统；而就其放大的梦幻原动力和本源缺失情境来说，它又回应了先锋文学的实验传统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旨归。为刺出先锋的一刃，《先知开花》并未变作一般意义上的“元小说”，特别去亮明某种写作者身份和虚构叙述的行为。《先知开花》的方式是写实地展露生活的“元叙事”，通过叙述向生活的扩散和生活向叙述的回流揭示生活的生产总是一种文学式的生产。这种生活和梦幻的相互折叠，尤其反映出造梦机器无处不在的后工业时代的生存本质。尽管小说并未着力展开后工业时代的缤纷画卷，却也标明了与社会隔离的“新世纪的自我”，或许越是这种游离和“内循环”的自我，就越是需要多层叙述的包裹。这个“自我”也无疑构成了写作的基点。

小说中的陶晋开发了一种叫“梦甡”的药物，想让人在选定的夜梦中再造一个完美的现实，相当于活上两回。其实自18世纪现代小说兴起以来，人类的“生”就加速增殖，岂止三倍，而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小说就是那种使个体生命经验之外的世界得以被分享和体认的文化器官甚至“先知器官”。但也正如《先知开花》所演示的，信念或假说的开放与固执之处，亦是文学巨大的能量和限度所在。

（摘自《先知开花》，杜禅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