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评王尧长篇小说《民谣》

不长时间内前后两次对《民谣》（译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的深度阅读过程中，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现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萧红，联想到她那部早已被经典化了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在萧红与王尧之间，存在着某种写作伦理的一致性，突出地表现在小说的写法上。“从创造小说文体的角度看，萧红深具冲破已有格局的魄力。她说过大体这样的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就注重打开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之间的厚墙壁，创造一种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入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又内含英武之气。萧红的忧郁感伤可以和郁达夫的小说联系起来看，但她没有那样病态、驳杂，更有女性的纯净美。她的文体是中国诗化小说的精品，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①王尧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所强调的“反对用一种或几种定义限制小说发展，反对用一种或几种经典文本规范小说创作”的观点，暗合于萧红的这种小说主张。在我的理解中，鲁迅先生在评价萧红时所谓“越轨的笔致”②的说法，也主要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身为批评家的王尧，对萧红的小说观念及其《呼兰河传》肯定有着足够深入的了解。也因此，无论是否出自作家的一种艺术自觉，倘就客观文本而言，《呼兰河传》和《民谣》之间，的确存在着某些层面上的相似处。一方面，都是既具有散文的品质，也有着抒情诗的特点。另一方面，都有着突出的纪实色彩，都有着鲜明的自传性，都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紧密关联。但在展开具体的论述之前，有一点疑问不能不加以澄清，既然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萧红《呼兰河传》这样以“越轨的笔致”而著称于世的小说杰作，那么，在很多年之后，王尧在《民谣》中再度征用萧红的若干艺术经验，能够称得上是新的“小说革命”吗？诚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新”或者说“革命行为”，是不存在的。正如同王尧自己也曾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很多时候，所谓的“创新”往往是“旧中出‘新’”，是既往艺术经验的某种创造性转化。只要我们在一个相对阔大的文学史视野内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当某一种艺术经验或者写作范式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在文坛沉寂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度复现于文坛的时候，也就可以被看作是新的“小说革命”方式了。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认定《民谣》中某种自传性色彩的具备呢？要想确证这一点，就需要把《民谣》和王尧的若干散文作品进行深入的比较。这里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散文这种同时兼备叙事和抒情两种艺术功能的文学文体，其中所涉及到的人与事，都应该是真实的，不应该做任何的想象和虚构。《民谣》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原名叫做“莫庄”后来更名为“江南大队”的南方水乡。这个莫庄，就是一个真实的地名。这一点，可以在王尧的散文《先生和学生》③中得到切实的印证。在拥有可以随便命名的这样一种权利的情况下，王尧仍然坚持使用莫庄这样一个真实的地名，首先告诉读者的，就是《民谣》中自传性色彩的存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谣》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与王尧散文《那是初恋吗》中若干人物和故事甚至叙事话语的相似甚或相同。首先是人物，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王大头，初中时内心里最早恋慕的异性，是跟随着她的父亲来到莫庄供销社工作的方小朵：“老方父女俩坐船从另一个公社的供销社到我大队的，他在供销社百货柜台工作。老方镶了一颗金牙，他对所有人都微笑着，金牙总是露出一部分。”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方，之所以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和他被打入另册的社会政治身份紧密相关。原来，老方属于已经被改正了的“右派”。在方小朵的讲述中，父亲被打成“右派”，有着鲜明的荒诞色彩：“方小朵说她父亲之前在商业局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中上厕所了，回来后知道领导和群众决定了他是‘右派’。”面对着“我”的满目狐疑，方小朵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像我爸爸，喜欢说话，喜欢提意见。”一方面，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中，如同老方这样因为不合时宜地上了一次厕所，就不幸被打成“右派”者，的确大有人在，并非孤例。但在另一方面，事情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只有联系方小朵所说的，父亲不仅一向多嘴，而且还总是喜欢提意见，方才可以确证，正因为老方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行为，在不经意间得罪了领导与群众，所以他才难免要遭此一劫。诚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既然在政治上摔过大跟斗，老方就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才会对所有人笑脸相迎。如果说老方的精神分析学深度体现在他那简直就是无时不在的微笑行为上的话，那么，方小朵的精神分析学深度就集中体现在她对死亡的莫名恐惧上。“我后来才知道，方小朵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她母亲的突然去世。方小朵没有说出她母亲去世的详情，她说她父亲到西鞋庄劳动改造时认识了她的母亲。”在强有力地揭示出方小朵惧怕死亡的精神情结的同时，王尧也不动声色地暗示出了方小朵父母带有一定传奇色彩的婚姻感情生活。她的父亲老方，明明是劳动改造的戴罪之身，她的母亲为什么要选择嫁给他呢？如此一种看似不般配的婚姻过程中，男女双方又会经历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方小朵的母亲又是怎样突然去世的？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王尧深深地潜藏在了文本的背后。从文学接受学的角度来说，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虽然作家表面上写出的只是冰山一角，但他所暗示传达出的，却是海平面下那含蕴更加丰富复杂的冰山本身。

与《那是初恋吗》中的相关描写相比，除了人物的命名（都叫小朵）没有变化之外，不论是初二时的插班，抑或是和“我”的调换座位，全都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与现实生活相比较，王尧的艺术想象虚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朵父亲的工作单位由邮电所变成了供销社。其二，更重要的是，到了小说中，不仅小朵的父亲被赋予了改正后的“右派”这样一种社会政治身份，而且也还穿插叙述了她父母之间的传奇婚姻，以及母亲的突然死亡。经过王尧如此一番可谓是“点石成金”的想象虚构之后，原本散文中的真实故事，就变成了小说中有机的故事情节，原本意义有限的散文故事，因其与时代背景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就拥有了更加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散文中，这位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漂亮起来的小朵，曾经送给“我”一方手帕。紧接着，王尧写到：“我的一篇未刊稿中，记录和虚构了我对她的印象：其实我并不能说出她哪里漂亮，你甚至说不出她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什么样，但你对他的长相无可非议。”在这里，王尧所特别提及的那篇未刊稿，毫无疑问就是长篇小说《民谣》。《民谣》中，与此相关的描写是：“在我后来的回忆中，朵儿还是那样若隐若现，我无法在记忆中复原我见过的她。我能够想起来的是，小朵的脸上点着几点淡淡的雀斑，但我记不清在脸部哪个部位。”更进一步说，与王尧的散文《那是初恋吗》形成明显互文效应的，是《民谣》中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在我后来写的散文中，方小朵成了冬妮娅，我回忆了在字里行间见到冬妮娅的感受……冬妮娅几乎让我丧魂落魄，我甚至觉得我第一次失恋是保尔与冬妮娅两个人分手的时刻。冬妮娅哭了，她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我一直记着小说中的这一段描写，我让自己代替了保尔，我看着冬妮娅远去的背影，我也哭了。”首先，这里“我后来写的散文”，无疑就是指《那是初恋吗》这一篇。其次，以上这一段文字，除了个别标点符号的位置调整之外，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复制到了《那是初恋吗》（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相反）这篇散文中。

注释：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09、3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②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王尧《先生和学生》，载《雨花》杂志2020年第7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