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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的呼唤与生命的呈现——老藤《北障》的东北书写

发布时间:2021-08-10 来源于: 作者: 《当代作家评论》 | 吴玉杰 李婧妍 点击数:
东北是现代经验的辐辏点。(1)历史上被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在文学中的想象、演绎多被视为文学主流表述空间的补充存在,正可谓“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2)老藤深感“地域依旧是文学无法自拔的土壤”,(3)他匍匐于东北大地,自觉地以一个作家的责任感,(4)聆听山林的呼唤,重启“叙述”这一古老而温情的方式,分享黑土地上的山林故事,在起承转合中为这片土地的过去与当下重新定位,在表意的过程中为沉郁苍茫的白山黑水呈现富有自然律动的生命愿景。与《熬鹰》《刀兵过》《战国红》等作品不同的是,《北障》将时空坐标投射到东北最后一代猎手生活的时代,在黑龙江的北障林区,在群山林深处,几代驿路后人生活于焉,打猎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生活方式。而“猎手终结令”的日益严峻已然成为猎手们不安的来源,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世、经验与法规……这些富有张力的因素召唤出东北故事中最生动的生命感觉。老藤以敏锐的目光融合朴素的民间姿态,从民俗及地域的文化视角抵达北障林区百姓的生活,讲述最后一代猎手特殊的生存样态,由现代语境下猎手与自然的矛盾辩证延伸至生态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共向追求,进而升华为对自然与人的解放的哲学思索。在挥之不去的感怀悲悯中,慨叹“该结束的一切都结束了”,(5)意在为最后一代猎手写终传,为驿站后人书续传,为山林谱新传。

在表现东北山林文化的同时,《北障》更体现出一种自然解放的生态伦理意蕴。在老藤看来,在存在意义上,自然不仅是人的生存场域与实践客体,人类与自然更应是统一共存。小说主人公“一枪彪”金虎虽然在猎手群体间极具威信,但仍是“适可而止”的祖训的贯彻者。金虎关乎自我认同与“猎手终结”外来观念的矛盾深思就是在山野林间进行的,由曾经的猎手“一枪彪”到现在的牧羊人,在牧羊的过程中,他曾在自然诗意地栖居思索,在观云听雪的日子里,他逐渐意识到人的命运也是整个自然生存系统的一部分。在自然的灵气中,金虎由猎物的征服者转变为自然界的牧羊人,见证了自然生灵的纯粹多情与人世生存的荒谬艰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马尔库塞认为:“解放自然主要是指:(1)解放属人的自然(人的本性):即作为人的理性和经验基础的人的原初冲动和感觉;(2)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实存的环境。”(6)可见,自然的解放也是人解放的一部分。《北障》通过观照两种自然共存,达成对山林的主体性确认;以两条线索的显隐深描金虎从自然征服者到自然牧羊人的身份转变,体现对生命的超越性敬畏,预示着作者期待着对自然应该从“人道地占有”转变为“人道地对待”;与此同时,在多重空间的转换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相处中,释放人类合理的感觉能力,彰显审美的思辨力。

一、两种自然的共存与山林的主体性确认

《北障》中的东北山林深处,存在两种自然:“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作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观照,追溯两种自然的共在共存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纾解中,山林逐步从客体获得主体性地位。

“自在自然”是尚未被人类认识、涉足的那部分自然界,萦绕于北障林间的神秘性则源发于这未被抵达的自然存在;而“人化自然”则是经由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过的那部分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生成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人化自然”的范围逐渐扩大,人类中心主义伴随现代性发生,对于“自在自然”的敬畏在工具理性的膨胀之下逐渐消散。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彼此交织、互相制约,老藤以诡奇的笔触为北障林间注入一份“现实主义”的神秘,以期对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自然留有一丝敬畏,也对人类自身留存一份尊敬。

从黑龙江北障的林海雪原深处开始的诉说,弥漫着浓郁的传奇性与神秘性。随着故事的展开,关乎现实层面怪力乱神的“神秘”都不攻自破,反而是历史与自然的“神秘”仍萦绕在文本中:金虎祖父“狼见愁”与父亲“金快手”的民间传奇,猎杀黄狐的因果“报应”,断爪狐狸对金虎与苗魁的几番“戏弄”,猞猁入梦的神奇诡异……自然似乎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不仅包蕴着多样的存在物,更暗藏着无限的奥秘。

以自然的神秘感为布景,作者从现实与历史两重向度书写北障猎手对自然的态度及其转变的过程。随着胡所长带来“猎手终结令”的消息,北障猎手需要上交陪伴他们多年的猎枪,在三林区具备优越捕猎技能的五大猎手虽然极不情愿,却不得不转行:年龄大些的或去开棋牌室或成为羊倌或闲散在家,年纪轻些的则被聘为辅警,帮助管理林场。这样一来,自然的意义对于猎手们来说就发生重大转变,也就是说,对于金虎们来说,“人化自然”发生了变化。曾经的猎手,他们要经常出入山林,认识自然的方式就是狩猎。而当打猎这一现实的生命要素产生变化时,曾经的猎物则不再是他们可触碰的对象。在失去猎手身份的落寞中,猎手们虽滋生过无奈的抗拒,但是在胡所长的严密管控下,他们逐渐不再将自然中的动物作为客体看待,而是在一次次因缘际会中感动于自然之美,反思从前的冷漠与残忍。

在金虎与北障林区动物的互动之中,自然界通过“一枪飙”金虎在文本中得到复活。我们看到金虎对于林间动物习性的了如指掌:妄图以一管砂枪猎杀黑熊则是痴人说梦,若不想命丧其手,可向黑熊胸中间白毛处开枪,这便是心脏所在,金虎就是凭借一枪命中黑熊心脏救下经验不足的“愣头青”猎人获得“一枪彪”美名的……在既往的猎手时代,自然界中可能的猎物在金虎眼中无疑作为客体存在。对于猎手来说,生存需要是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三林区的猎手“那可是驿站人后裔,当年驿站人的第二营生就是狩猎,想终结站上人延续了几百年的生活习性谈何容易。在金虎看来,适可而止的狩猎本身也是一种文明,因为人是靠狩猎走出愚昧的”,其中不仅有生存因素,还有习惯因素,最初金虎认为胡所长的到来“最多能改变的无非是狩猎方式而已,要做终结者就是吹牛了”。在金虎等猎手的头脑中,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接受猎手终结的观念。

老藤对于被猎手们“人化的自然景观”有着执着的书写,尤其是当禁枪令下达以后,金虎仍想以设猎套的方式守护猎手的身份。文中对设套的部分有着详细精彩的描写,对下套的学问“隐、辨、闻、听、卡、诱六字要诀”有精到的解释。也许有人认为这些知识性密集的文字会造成情节阻隔,读者也许会失去阅读耐心,但作者却仍津津有味地描写和讲述,这一方面是作者为金虎难以放弃猎手身份做铺垫,让读者了解金虎和山林难以割舍的联系;另一方面充分表现出作者对东北山林文化的情感。设猎套的方式相对于用枪捕猎时间更加漫长,每一次设猎套、等待猎物进入圈套与解猎套的过程,都是金虎感受北障林间生命气韵的机会:或是在混合着坚果香味的干爽秋意中揽秋风入怀;或是回忆起那一次,将保护幼崽的野猪放归自然的恻隐之心;或是想到护犊的母狼舍生忘死的母性而罪感于自己身上背负了诸多野物的生命……在“漫长”的猎猞过程中,自然已然由单纯的客体变为充满生命意义的鲜活的主体,承认自然具有独立的生命力是人与自然主体互动关系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当自然固有的有助于解放的力量和质被重新获得和释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将成为人的享受的适当的工具”。(7)金虎与自然从对抗到同盟的对话和解过程,使我们看到曾经被遮蔽的主体——自然,也使我们找回了失落的主体——人。

《北障》不仅通过现实的猎手与山林的关系为我们展现自然与人的生命存在的样态,更追溯呈现东北山林文化的历史与历史中人。狩猎细节在猎手历史的叙述中得以突出,诸如金虎的父亲凭借猎手“听就是瞄”的绝技打下了大雁,祖父金克野以一袋箭便可猎杀野狼的传奇故事等。除了主人公金虎的来历被详细描述,基本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承载着一段往事,而人物的性情也被这历史所形塑:当过兵的胡所长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鬼都不怕”的刘大牙识法规、明大体,是第一个交猎枪的人;宋老三是个“练家子”凭着家传气功小有威名;李库是个“有花花肠子”的人;师承金虎的六子和师傅一样善良忠诚;唐胖子笑脸相迎下有着很深的城府;姜大先生滔滔不绝地讲皮影戏……这些人物与北障山林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文本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历史感,作者意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向度书写人与自然的张力,将猎手文化渗透到北障的自然历史中,自然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社会密切相连,不再是单纯的客体受人支配,而是具有了主体的性质。作者对历史饱含深情的叙述不仅为北障历史文化立传,亦为这片逐渐失去生态活力的山林立传。他为猎手时代谱写终传,更期待着开启生态和谐的历史新传。

“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共存,《北障》以此审视人压制自然的恶果:人类将自然物之世界仅当做客体看待,对自然的压制使林间生物减少,“打鹿沟没了鹿,接下来野猪狍子也不再成群”,连喜好打狼的金虎父亲金喜仁都直呼“给北障留个狼种吧”。在这样的自然中,猎手难寻猎物,难以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自然之美逐渐幻灭。所以为了刺激吃野味、为了虚荣捕捉珍稀动物、为了钱财盗伐的乱象出现,自然已然成为被疯狂掠夺的对象。人与自然情感的疏离,人与自然伦理的破坏,是猎手时代被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单向度的人身处异化之中而不自知,人与人之间也产生罅隙与算计心理。在金虎的心中,自然的解放意味着重新发现自然之美,他不再功利地看待自然,领悟到从前“适可而止”的祖训在现今只有坚守停止狩猎这一底线,北障林区才会获得生命的复苏。

二、两条线索的显隐与生命的超越性敬畏

《北障》通过猎手与自然关系的转变,确认山林的主体性。我们被以金虎为代表的猎手与山林猎物的关系、与胡所长的“对视”性矛盾纠葛所吸引,也就是为偷猎与反偷猎的显性情节线索所捕获,但我们往往忽略围绕盗伐设置的隐性线索。共计21章的故事,老藤以18章的篇幅精心设置偷猎与盗伐两条叙事线索,前者为显性,后者为隐性,至第19章合二为一。隐性线索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颇有深意。两条线索的合力,构成完整反映山林文化的动力指向,从而全面揭示对山林生命的超越性敬畏——从“人道地占有”到“人道地对待”。

《北障》比较明显的一条主线是胡所长一心想成为猎手时代的终结者,一直监视着猎手们,尤其是“一枪彪”金虎,阻止他们可能的偷猎倾向。猎手们对于猎物的态度多是“人道地占有”,比如文中多次提到“适可而止”、不猎黄胡、不猎头雁、不捕杀动物幼崽等。这种对自然猎物相对人道地占有,虽然有着无可避免的暴力,但却是非毀灭性的,因为这是以猎手的生存需要为目标,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性极端扩张。因此这种“适可而止”地对自然的人道占有,因其可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提高基本生存体验,而有着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当人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社会需求与奢靡欲望紧随其后,人类甚至将自身的非生存利益建立在其他生物群落的生存利益上。许多人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或是因为虚荣而屠杀动物,比如莫叉玛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屠狗以彰显自己神秘的气质,苗魁为吃野味而悄悄留下一把猎枪,四林区的“许大马棒”为了赢得网友的吹捧而猎杀一头有编号的马鹿……人类无节制地对自然实施占有,贪婪与统治欲、残忍与私欲便浮出地表。占有,本身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即使在承认自然主体性的情况下,两者仍然处于敌对的状态之中。

当然,真正改变这种敌对状态也并非在朝夕间完成。金虎是以猎手的方式,在与胡所长的“较量”中逐渐实现从“人道地占有”到“人道地对待”的转变。金虎之前是猎手,更多时候是与森林中的动物打交道,在交出猎枪成为羊倌后,生活中与羊、狗之类的动物有更多接触,更触动他以动物的视角看待问题。他对自然的破坏有着直觉的反感,认为林间修路方便的是人,对于动物来说却是一堵墙;同时,他也敬畏动物的智慧,认为“人并不比动物牛多少,差别就在一个工具上”。这些思考背后折射出生态伦理的光芒。金虎的家谱《草创纪略》中记载祖上金一畋在传送官文时被狼群围攻,幸有身边猎犬奋勇出击,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但猎犬却已殒命。于是,金家与狡猾残忍的狼产生不共戴天之仇,金虎的祖父金克野成为猎狼高手,人称“狼见愁”。但当金虎父亲金喜仁眼见森林中动物越来越少,狼也越来越怕人,他神色凝重地放过一匹被自己瞄准的野狼,深感没必要对并未伤害自己的狼赶尽杀绝。幼年的金虎尚不理解,直到他在打猎时打中了一只母狼,而母狼仍要赶在血液流干前进洞喂饱幼崽再死去,面对如此情景,金虎也逐渐理解了父亲的做法。

在这里,野狼不再被赋予道德的价值,而是被置于整个生态共同体中加以考察。野狼与林间的獭兔、狍子、狐狸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人与狼关系复杂,当人类获得对狼的绝对制胜权时,适当的保护非常必要,正如金虎在回忆猎杀母狼这件事时对苗魁说:“可我却杀死了它,它又没袭击我,本来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那匹狼在菠萝沟应该想捕猎獭兔,那里獭兔成群。”于是金虎父亲在四方台放过4匹小狼时所说的“给北障留个狼种吧”更显得意味深长,这里将曾经被赋予道德意义的动物置于整个生态共同体中考量以揭示其合理性,无疑是生态整体观的表现。

金虎对于猎物态度的转变除了从整体生态观方面思考人类赋予动物善恶的合理性,还通过将猎物视为有情感、有尊严的生命体来观照。野猪与野狼原本都是猎人的宿敌,但是当金虎因为猎杀母狼而动了恻隐之心后,在一次下猎套时逮住了一只野猪,这时,“野猪的眼里透出一种绝望,和他对视片刻后,突然匍匐在地。那群小猪则像卫士一样,迅速排成队跑到母猪前面”。金虎没有扣动扳机,除了不杀幼小的禁忌之外,他感受到动物与人类相通的情感,动物之间的救助与怜惜也映射出一种人类的道德意识——生命的“意志”“通而不同”,因珍贵而值得敬畏,包括那些在人的立场上看起来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对狼、野猪等动物从传统文化学上的厌弃到生物学上的尊重,正体现金虎对自然生命的态度从适可而止地“人道地占有”转而以敬畏生命的态度“人道地对待”。

人与自然的生命世界“具有既受动又能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人从属于这个生命总体中的过程;另一方面,人则能对他所接触的生命施加各种影响,如阻碍或促进、毁灭或保存”。(8)在自然生态被急遽破坏的当下,敬畏生命显得尤为重要。《北障》中善待生命的伦理诉求不仅表现在动物身上,也体现在对自然植物的珍视。对国家政策三令五申、极其重视防偷猎的胡所长忽略了北障盗伐的可能性。然而茫茫的北障山林却是金虎幸福的源泉,每一次进入山林都感到自己与树林有着某种精神的交流,对山林万物的细腻感知使他隐隐感到人类对休戚与共的森林有着太多倒行逆施的毁坏性行为,所以,金虎由山上太多动物被打光而想到苗魁的制箸厂也应及时转型,毕竟桦树也有可能被禁伐的一天,或被伐光的一天。

胡所长一直将精力放在防偷猎和治安上,反而让盗伐者钻了空子——30棵百年水曲柳遭到砍伐,却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件事发生时正是苗魁找高老大“猎猞”反被蛇咬的那天,至此林间防偷猎与防盗伐作为林区两大重要生态问题被一同揭示出来,同时两条线索在此得以合一。而破获这起案件的却是一直有着“偷猎”倾向的金虎,凭借对这一带林区地形风貌的熟悉,金虎想到“盗伐者也许想等到风头过去,大雪覆盖,再用爬犁往外运”。盗伐案件牵扯到了姜大先生,“这个所谓的拿线高手原来也一直在把别人当皮影耍”。由此看出姜大先生早先出场为苗魁引荐莫叉玛并不是逸出的枝节,而是隐线的铺垫与延展。

作者通过偷猎与盗伐两条线索,展现金虎对待林间生命从“人道地占有”到“人道地对待”的转变,他在与自然生命的相处中逐渐将敬畏生命内化为自己的伦理信念,由过去的猎手变为主动地保护和促进生命的自然的牧羊者,并把这一切看作自己人格的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作者看来,自然作为拥有被尊重权利的、有生命力的主体,只有人类体认其生命的神圣性,自然才有解放的可能。

三、双重空间的转换与审美的思辨性实现

以两种自然共存和两种线索显隐彰示猎手与山林关系的变化,小说的宏观布局和文化意蕴尽显博大气势。而对于追求“中和之美”的老藤来说,这只是小说的一个方面,他更善于在“文化厚重和地域特色”(9)的大格局中嵌入“让心柔软”(10)的部分,在紧张的氛围和对抗性冲突之中注入纾解的调味剂,在进入与走出、看与被看、外显与内审等双重空间的转换中,使人物在与自然、他者、自我的“交往”中逐步自省、自醒与自审而获取审美感觉与认知升华的同时,也达成文本审美的思辨性实现。

进入与走出山林形成《北障》的两种空间秩序,也对应两种不同的伦理形态。虽然金虎内心还是将自己视为猎手,但是交猎枪当羊倌后,他过上了与以往猎人身份不同的生活:当他走入山林,走在松软的林地上,不能捕猎的他,时常以旁观者的角度轻松地观察自然,体会到自然的诸般美好;当走出山林后,他也有更多时间与人相处,他对于狼的恻隐之心,对苗魁制箸厂转型的劝说,都是在与朋友的对话中产生的。正是山林与三林生活区域两种空间的不断转换使金虎意识到自然与人类本就是命运共存,若一味置身于自然的荒野中,在崇拜自然之美的同时,可能还是会陶醉于人类自身对自然的主宰。只有在拥抱现世生活的基础上去观察、理解自然,才会在人世与自然的张力中领悟宇宙万物的整体性。然而对于金虎来说,这一进一出的自然感觉与生命启悟,并不可能简单地实现。进入与走出的空间转换,更深层的意义上勾连金虎的身份体认。猎手身份总是纠缠于他,交枪的“仪式”完成了与猎手身份的告别,然而在他的潜意识深处并没有放弃这一身份,或许最初羊倌身份的选择也有“图谋不轨”的动向。进入与走出山林,一方面让金虎感受自然的魅力,一方面也挑战他猎手的身份。来自内心的张力与外力的合力在彼此的对抗与撕扯之中展露金虎复杂的内心景观。

小说对金虎猎猞必然性的描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苗魁的小孩总是夜晚哭闹,莫叉玛建议“做一顶带双耳的猞猁帽给孩子戴,妖魔鬼怪就不敢再来骚扰孩子了”;二是母猞猁为救幼崽咬死金虎喜爱的红獒,金虎试图以只下套不开枪的方式为红獒报仇;三是来自与胡所长监视的较量。猎猞不仅违反法规,也与金虎自身的价值相偏离,一开始,金虎对此不置可否,但与金虎早就结下“梁子”的胡所长对他有“不近人情”的监视。金虎每次上山探察回来都会遇到“鬼魂一样”的胡所长,尤其是胡所长说出“我没事,最好你们也别有事,我可不想事儿上见”,更加刺激着必须较量一番的金虎。

小说极力渲染金虎和胡所长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并由此形成看与被看的审美思辨空间。“事儿上见”是胡所长的口头禅,“要感谢的是法,法规才是它们的护身符”,这体现他对政治伦理的坚定维护。在国家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胡所长对生态的态度都来源于对政策坚定的贯彻执行,他多次宣称要“当三林区猎手终结者”。金虎一直是被监视的“他者”,他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胡所长的目光之下——“这是一双与猞猁眼有一拼的黄眼珠”。胡所长安排了同样当过猎手的辅警来监视这些老猎手们,并与时俱进地使用了电子眼。但其实胡所长也一直在金虎的“监视”之中。金虎前半生的打猎生涯都是作为主体在“观看”自然,而在猎手终结时代,则是“感到”被自然“观看”。胡所长的“看”是为了秉公执法,而金虎感到被窥看,除了愤怒,也在无意中通过别人的眼睛审视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他者”,胡所长的观察也有替代自然去观看的意味。除了胡所长,动物敏锐而直接的目光也总是令人战栗难忘,延伸出人与动物彼此的看与被看关系。

金虎看似被外力逼到不得不猎猞的境地,而实际上,这是他内心一直无法彻底放弃的猎手身份“催促”他所做出的选择。小说最具分量的一句话,是金虎说“有的人没有谁能终结,能终结的只有他自己”,这便是撬开他内心秘密的最重要的话语符码。山林的进入与走出,意味着金虎在猎手与羊倌身份之间的转化与犹疑。他以羊倌身份进入和走出,而在他的内心深处荡起的更多是猎手的感觉,直到小说的最后,他才彻底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渲染外部冲突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内部冲突。从外部空间进入到金虎的内部空间,叠加的外部冲突与自我的内部冲突,使他自己终结自己,文本显示出审美的思辨性。

自我冲突构成强大的力量在金虎内心世界里冲撞,促使他自省与自审。在与胡所长的“较量”时,记忆中那些因捕猎对动物造成的种种暴力场景经常浮现在金虎眼前甚至成为梦魇,当从生命自由的角度审视那些猎杀野狼套到野猪的记忆时,对猎杀这一举动的残忍性认知便激发了金虎内心一种“新感性”的复苏滋长。这是“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的苦难,它将钩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进化”。(11)金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一向果决的他却总是陷入自我矛盾。小说的高潮,金虎以羊羔为诱饵,在四方台准备猎猞的时刻,有一大段内心景观的呈现:重现黄牛被杀前绝望的眼神,看到像自己孩子一样的羊,梦中的猞猁柔和而哀怜。想起父亲“凡事要适可而止的话”,他对自己说:“如果套住猞猁而猞猁又不做抵抗,就解开猎套将其放生,反正我套住你,就等于打败了你。”可见猎猞过程也是捆绑自己的过程,想到放生猞猁实际上是解放了自己,“快慰”和“温暖”油然而生。最终猞猁未现,不过是一只三脚的灰狐狸对人的“戏弄”,这不得不说是作者高妙的设计。猞猁是“大山之灵”,它一直在看。

“善待野生动物并非仅仅是生态保护的问题,很多人忽略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对自我心灵的救赎。”(12)金虎与自我的对话逐渐解答了关于猎猞的犹疑,被快感和虚荣所支配的虚假需求使他屈从于猎人传统,而没有考虑这一传统在当下的合理性。他重新发现自然生灵们那些感性的、美的、自由的质,同时也激发了“合理的感觉能力”。传统的不适应当下的经验与这种合理的“新感性”产生决裂,感性伴随着思辨性在心理的领域活动起来,开始发挥作用。合理的新感性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的解放与心灵的救赎。

人在自我解放之后,自然之美便以原初的形态呈现。北障山林之美并不是全知性的风景描绘,更多是通过金虎这一视角的“看”与“被看”得以呈现。与一般的东北叙事将风光当成粗粝的象征不同,老藤笔下的东北山林呈现刚柔并济的中和之美,夜间的树林中会响起凄厉恐怖的叫声,也会安静得甚至能听到橡子落地的扑扑声,而白日里春夏秋冬也各有一派壮观与柔美的景致。看风景的金虎是个不折不扣的东北汉子,既能冷静判断打死害人的黑熊,同时也有着细腻柔情的一面,尤其是成了羊倌后,他喜欢看蓝天,看像小时候吃的棉花糖一样的白云。此时看云的不仅是年逾五旬的金虎,更是携带着童年天真记忆的金辉,这无疑也是作者童年夙愿的隐晦表达。北障林区的生命灵气与土地和季节形成了生命的互动,与作者的主体感官发生感应,达到会意相通的境界。

自然风景之美与生存其中生灵情感之美的浸润,促使金虎开始思索人对待自然的盲目性、掠夺性和残暴性。作者借金虎在进入与走出、看与被看、内审与外显等双重空间的转换,在合理的感性中体味自然诗意之美,表达出对人的自我解放以及自然解放的终极关怀,其独特的、审美的、思辨的生态伦理观念令人深思。

猎手终结的时代,老藤以《北障》应答山林的呼唤,不仅描绘狩猎生活的结束给猎手们的生活与心理带来的变化,而且在历史的追述中呈现出几代猎手的世界,寄托着致敬猎手的情思,并补偿为他们立传的心理。也许,为生活在北障的猎手们立传,为东北的山林文化立传,是作者“耿耿于怀”的心结,是童年记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情结。不仅如此,老藤将对东北山林文化的景仰融入东北文学的文化坐标建构,他对人与自然生命的呈现、对于林间生态伦理诉求的真正表达,意在书写东北生态的一角,并昭示着“解放自然”对于生态并非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口号,更是人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现在和将来。

注释:

(1)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2)傅斯年:《傅斯年文集·东北史纲》,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王云峰:《滕贞甫:地域依旧是文学无法自拔的土壤》,《辽宁日报》2020年4月28日。

(4)舒晋瑜:《滕贞甫:努力做一个干预生活的作家》,《中华读书报》2019年5月15日。

(5)老藤:《北障》,《中国作家》2021年第1期。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31页,李小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34页,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德〕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第129页,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9)王云峰:《滕贞甫:地域依旧是文学无法自拔的土壤》,《辽宁日报》2020年4月28日。

(10)老藤:《书写新时代新农村新史诗的可能性》,《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

(1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06页,李小兵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2)老藤:《不要低估动物》,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117/ c 404032-31933739.html?from=timeline & isappinstalled=0。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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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天翼小说代表作品概述

    文笔洗练明快,泼刺新鲜,往往只用很少笔墨,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面貌;冗长的叙述描写和浮泛的抒情议论,在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详细]

  • 史铁生的小说创作-怀念先生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详细]

  • 四大名捕时代的武力基本排名(修改版)

    在大概一年以前,我发了个帖子"四大名捕时代的武力基本排名",有不少朋友拍砖,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先谢过:)重新读了老温的著作,对自己原先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但是贴吧不能编辑帖子,只好重新贴出一个排行榜,希望大家继续支...[详细]

  • 《玉米》《玉秀》《玉秧》三部曲解读

    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通称“《玉米》三部曲”)初发于《人民文学》《钟山》时,即大获好评,以至有人惊呼那两年的文坛成了毕飞宇年,成了“玉米”年、“玉秀”年。毕飞宇的笔触涉及城市与乡村,贯通艺...[详细]

  • 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

    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就具体的创作情况来看,新历史小说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所以,界定新历史小说的概念,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其创作方法与新写实小说基本倾向是相一致的。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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