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浪的景观》：自然人与经济人

在这篇完成于2020年2月的《浪的景观》开头，我们首先遭遇的同样是一场瘟疫。不过，那显然是一场更“温和”的瘟疫。因为非典疫情，“我”就读的野鸡学校提前解散了应届生，“我稀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只想着接下来既不用去学校，也不用去上班，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便沿着黄浦江畔，一片区域一片区域地寻找露天篮球场，那里有大量和我一样，不分昼夜闲逛的人，我们每日流动，与不同的陌生人打球。我还去了多年没有去过的植物园和动物园，去了旧日机场的停机坪，去了崇明岛，看见不少平常想象不到的风景……几乎忘记了被打断的未来……我毫无未来可言，此刻却在做着自己能够胜任的事情。”说是没心没肺也好，说是随遇而安也罢，主人公无意于未来的理性规划而无所事事*，但又不沉溺于虚无或颓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而亲近的感觉。

卢梭认为，在私有制出现之前，存在着一种最能体现人性的理想的“自然人”状态，这意味着两种基本激情：“保存自己的欲望和对自己的同类的苦难的某种同情或怜悯。这后一种激情阻止他当这样的人性还没有与他的自我保存相冲突时野蛮地对待其同类。”《浪的景观》中的“我”恰恰是这样一种近乎自然人的状态，在本能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欲望。甚至面对过多的物质利益，我始终表现出排斥——“……群青想要把整个厂的货全部买断。这个想法在我看来匪夷所思，我们的策略始终是小批量走货，保持更多的自由，也不至于被利益压垮。群青的突然冒进令我感到不安，彼此无法妥协。我认为群青利益熏心，他认为我随波逐流。”对“我”来说，服装贩卖与其说是一种事业，不如说是一场被动接受的宏大冒险。“我”可以接受“能够胜任”的“工地上的体力活”，当然也愿意接受朋友的邀请贩卖服装，何况这在我心里泛起一些久违的“热浪”。群青虽然更有“野心”，更渴望“发财”，但贩卖服装更多是欠款后无路可退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当两个年轻人从南到北在各个城市辗转跑货时，周嘉宁不是向我们展示生意人的焦头烂额，而是让他们去看海去爬山，仿佛这是一场原始丛林中的游浪历险。

小说中的几位人物对集体活动有着分外的热枕——在高中参加歌友会，拿着巨大的充气玩具参与“群殴”（多像动画片中的场景），在酒楼里和陌生人合唱，向往北京那些公社般的乐队。人与人之间似乎总有一种莫名的善意。这一方面是青年人独有的纯真，一方面是都市爆炸尚在起步。那代人真令人嫉妒，他们的成长与都市发展几乎同步；在他们脆弱敏感的年纪，城市尚且温柔。而当90后的笔者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成长时，感受到的更多是西美尔所说的“轻微的憎恨、互相的陌生和厌恶”。

对周嘉宁来说，集体活动重要的不是热闹，而是“人群啊年龄啊身份啊，诸如此类的差异都短暂消失”的时刻。如拉康所说：“人的欲望总是大他者的欲望”。“大他者”首先是象征秩序 ，然后是另一个主体。当所有的差异都消失，我们不必再面对任何象征秩序，更毋需臣服于任何一个主体。最重要的是——没有欲望不再被指认为不正常。

卢梭的“自然人”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更是一种神话。周嘉宁的小说人物不可能等同于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然人”，但未必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在今天这个被视为严重内卷的社会中，当我们因为无序化竞争陷入心力交瘁时，周嘉宁和她的人物无疑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为我们指明了某种救赎的可能性。

其实，在“内卷化”还没有相当讨论度的2018年，周嘉宁已经明确谈到了这一点：

“我的小说里面是一些没有什么目的性的人物，他们没有在非常明确地做一些努力。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普世价值，我希望我的小说能提供一些别的或许依然在萌芽状态的可能性。”

“如果同龄人或者更年轻的朋友读到了我的小说，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可能性而获得创造的信心和鼓励？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套普世价值之外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体系？”

“我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事情，至少在小说这个虚构的世界当中给予他们一些希望，让他们有力量去对抗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考虑到这次访谈是为当年出版的小说集《基本美》所做的宣传，“我的小说”至少可以追溯到2015年写作的《你是浪子，别泊岸》。对于这次访谈，我们可以称赞于这位作家的敏锐和前瞻，但同时不得不无奈于她的“谨慎”和无力，她只能“至少在小说这个虚构的世界当中给予他们一些希望”。当年有采访者问及《基本美》中的故事为何大多以“回忆”方式展开，周嘉宁的答案是“无意识”。这一“无意识”选择的“回忆”方式恰恰说明了周嘉宁信心的匮乏——无欲无求的“自然人”可以存在于过去，但不能生活于当下，更不可能谈及未来。特别是在今年的《浪的景观》中，周嘉宁将两位主人公的活动时间严格限定在世纪之交，又一次避开了那个问题——“自然人”可以在2020年生存吗？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周嘉宁更具体地书写了这段罗曼蒂克史的消亡过程。

周嘉宁曾解释过“基本美”的含义，“出于强大的野心，强烈的愿望，以及明确的目的性，所获得的美的完全的反面的一个状态”。周嘉宁既将这种“美”应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又将其应用于小说的叙事风格。在跳跃的叙事时间之外（这一“跳跃”起到了“中和”简单故事的作用），小说的叙事极其简单诚挚，周嘉宁甚至直接暗示退潮时代的来临——两个主人公关于“一切都会消失”的谈话，“我”的噩梦，小象的泪水。

于是我们来到了“经济人”的世界。亚当·斯密有一句关于“经济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他相信人人为己，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足以调控一切，人人为己同时将是人人利他。但他显然过于天真。不然，小说里就不会有商贩因为被抢版而自杀，就不会有“造假体系的建立和扩张”，就不会有老谢被举报，就不会有人物们的风流云散。当然，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所感知的现实世界。

在小说的最后，在遭遇了“经济人”引发的种种残酷之后，“我”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不再怀着寻找任何事物的决心和愿望，反而感到轻松和自由”。在周嘉宁的这个故事里，“自然人”终于遭遇了“经济人”，但两者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直接冲突，“自然人”得以保全自我。同以往相比，这篇小说是异质的，但也是同质的。我更一厢情愿地期待一个置身2020年的“自然人”，他将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尖锐？我相信，那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和信心。

* 有趣的是，另一位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小说中有一群类似的人物序列——《米尼》里的米尼，《妙妙》里的妙妙，《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我爱比尔》里的阿三。她将她们命名为“不自觉的人”，并提到“有时候不自觉的人比自觉的人有更多的内涵，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浪的景观》中的“我”（或者说周嘉宁此前多篇短篇中的人物）同样没有多少理性，“行动漫无边际”。但明显不同的是，王安忆的那些人物“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这种“不自觉”使她们不得不遭受强力命运的冲击。而周嘉宁小说中的人物恰恰是“不知道要什么”，他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欲念，因而总显得平平淡淡无所事事。妙妙，这位小镇上的娜拉或包法利夫人，满心是美好的现代都市，终于在男人布下的陷阱中堕落。而周嘉宁的主人公置身中国最繁华的现代都市，却无意于享受现代生活以至于陷入无目的。似乎应了那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