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小说：酒杯中的大海

读文珍小说，常常想起崔健的一句歌词：“那烟盒中的云彩，那酒杯中的大海。”她描写的生活空间是逼仄的，比如两个人之间，见面、吃饭，这种关系的物理形式，像烟盒或酒杯一样有限，其间却氤氲着无边的情绪的云雾、波澜起伏的人心的大海。就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论，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当代中国作家如此擅长描写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戏，这情感有时是友情，有时是亲情，但主要是爱情。描写爱情状态中两个人的犹疑、周旋、你进我退、瞻前顾后，文珍是这方面的圣手。

此种特点展现的高峰是出版于2017年的小说集《柒》。日常被简短概括的事实，如师生恋、出轨、性冷淡、抑郁，在文珍笔下铺展成数十页的篇幅，每一个精神细胞的纹理均得以透视和呈现。她拒绝以粗暴、模糊、臆想的跳跃、概述来展示情感关系，而施以工笔画式的精细与准确。《牧者》描写女生徐冰暗恋老师孙平，这段关系中的试探、默契、退缩与冲动、熄灭，把握得何其炉火纯青；《开端与终结》展示一段婚外恋的酝酿、开始与运行，又让读者怎样地随之怦然心动。

出版于2020年9月的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由是便笼罩在《柒》耸立高峰的阴影之下，可以看到后者让前者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在这本书里，作者想尽可能与之前的写作有所不同。尽管对“两人关系”的描写仍然是全书最出彩的部分，但两人关系的设置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拓展，比如开篇《小孩小孩》里的两人关系变成了纵向的小林和表妹依依的关系，而横向的与前男友的关系则被置于背景的位置，这两种交错的关系极具形式感地并列于一个完整的郊区访亲的时间段里，小林和依依一起走过的荒凉的城郊道路，也是相互怜爱的道路；《寄居蟹》里的俩人是“三和大神”，《刺猬》里则是母女；《乌鸦》和《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朋友》里，两人关系的一方化身为乌鸦和黑熊，继续展开对人类女性的暗恋。以上许多角色离开了作者熟悉的经验区域，所以她在后记中自述这些故事“远离舒适区”、需要“踮脚去够”。

本集中的短章《灵魂收藏师》，是夫子自道，等同于创作谈。有陌生人向“我”出售灵魂，而“我”割开皮肤，把这清凉柔软的东西纳入自己的胸怀，在夜晚，“我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在自己的梦里为他人不断流泪，醒来后在纸上记下”。这被收集的灵魂就“离开我的身体搬到了纸上，永远地住在了那些字里行间”。这个过程是作家的自画像。成为作家，便意味着不停地去体察形形色色的自我和他者的灵魂，探测其中的深度、广度和温度，并将之固定为文字。作家于是成为“夜的采摘员”。文珍一直明了“逼肖现实”的重要性，作家只有精通自己的描写对象，才能避免想当然。她施展才华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她的生活经验可以覆盖的区域，即一线城市白领青年的爱与憎。

由是，《寄居蟹》是这本集子里特别的一篇，也是文珍不多的溜进另一个阶层灵魂里的作品，和早期作品《安翔路情事》遥相呼应。她以两个打工族恋人为样本，复现了传说中深圳“三和大神”的生活。深圳是文珍的成长地，而“三和大神”现象，是一个时代的特殊的症候，写“三和大神”的生活，对文珍来说，带有义不容辞的意味。这个群体的衣食住行状态，招工就业大厅的实景呈现，打工者恶劣的工作条件，文珍必做了不少田野调查。她潜入人物灵魂深处，展示出完全崩塌无望的生活是怎样的。在这个阶层里，爱、亲情、家庭是一种奢望，贫困和被榨取像疯狗一样紧追不舍。这篇小说的价值不仅是纯文学意义上的，也是道义上的，还有社会风俗画的意义。面积庞大的打工族群体，理应得到社会话语的关注，不仅关注被摧残的身体，还有被击溃的灵魂。

作为一个写都市的作家，文珍小说的惯常主题之一是逃离。逃离是遭遇都市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在此前的小说里，主人公曾逃到地域上的偏远地带，如西藏、新疆、大兴安岭等，也曾逃到过去、逃入童年。《夜的女采摘员》里的一些短章，作者仍然延续了逃离的主题，如阳台上出现的马，办公室出现的鬼魂，一个谈论中的远方城市“雷克雅未克”，都是以梦为马的寓言。在形式上，当作者模拟动物的角色来发言时，可以视为她逃到了动物里。小说中的动物，鸟、螃蟹、刺猬、马、狗、黑熊、乌鸦，被刻画得温和而无害，是某一种纯真柔软的象征，代表滞后的宁静状态，它们也正在受到残酷人世或飞速进展的时代的伤害。在更多情况下，逃离是逃到爱中。作者还是相信爱情，并认为爱是都市生活的救赎。尽管她写人物跑到中国的边疆地带，但跑得再远，没有爱，也只是荒凉，并无美好。

《一只五月的黑熊怪和他的特别朋友》这篇小说，黑熊所迷恋的“A小姐”的虚构、集合、机器性质，是文珍对于当下“算法”社会的思考。一切都是“人设”，都是标签，都是表演和操控，颠覆了人类一直以来累积的对于“人”的信念。黑熊所感到的震惊，正是某一类人对于当代的震惊。新技术、新传播方式有可能彻底拆毁人类原有的精神大厦。这是一篇朝向未来的作品，展示了作者的思考深度。如果说机器尚在某些方面无法完全替代人，大概就在文珍着力的地方：人心的大海，变幻和微妙的性灵。这一区域，正是高度机械化的都市生活尚有魅力的源泉。

文珍的崛起代表着中国出现了新型的都市文学。她使用清雅、斩截的短句，关注一个特定阶层的内心，让都市生活带有闪闪发光的质地。她的男女主人公自持、克制，不随意放纵和变形，纵使热烈但又清洁，纵使自尊但绝不凉薄——现实无奈又怎样，这里生活着高贵的人类。李敬泽曾敏锐捕捉到，文珍“最可能的读者就是她作品里的人物”。这两类小说中的人物并非预设读者，读者仍然主要是城市读书人，他们读此类小说，有一种追忆、眺望或俯瞰的距离感，而读文珍小说，是近身搏斗。文珍的典型读者之所以聚拢到文珍周边，是因为他们在文字里发现了自己，收获了抚慰和舒解的力量。这个群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精英，有内心的主张，在逼仄的都市中想活得丰盈。这个群体最真实的苦恼：校园暗恋、毕业租房、失恋、被催婚、被催生孩子、厌倦婚姻……在时间的延长线上一字排开，统统在文珍的小说中渲染、晕开，造成一种精美的情致。文珍小说需要得到“事主”的检阅。这样的阅读是残酷和严苛的，而文珍小说在市场上的不俗表现证明，她的小说“无限逼近”了特定现实，她已得到她所描写群体的认可。这样的肯定可以说宣告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学形态的崛起。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