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何秀竹是怎样炼成的？

《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十月》2020年第4期）系青年作家刘汀“时代四姐妹”（主人公分别取名“竹菊梅兰”）系列小说中的一篇，其篇幅之长、叙事跨越时间之巨，远超余下三篇。“何秀竹”作为小说人物，承载的是刘汀对于时代、社会和人的观察与反思。何秀竹的背后，是无数的“何秀竹们”——这也是作家基于现实主义精神之上对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思考：个体能否为群体发出声音，虚构人物何以代表现实群体？有了这样的发问，再来细究刘汀小说的做法，许多相关话题便自然而然地浮出了地表。

结合刘汀的创作谈《何秀竹是谁？》来看，刘汀其实和盘托出了小说人物从“隐身”到“显形”的过程：何秀竹先是从生活的原型中而来（“何秀竹几乎有我看到、听到的所有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影子，她们就生活在我周围”），继而经由作者的构思得到筛选和重组（“我想看到她更深层的东西，甚至那被称作命运或和命运对抗的东西”），最后被还原为切实可感的个体（“她不再是一个照片了，成了一个立体的人；她也不再是一群人，而是她自己了”）——毋宁说，这大抵也是文学典型诞生所遵循的路径。但问题在于，何秀竹作为一个焦虑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海淀妈妈”，是否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人物呢？

要回答这些，我们还须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做法上来。这里的小说做法，指向了小说“内”与“外”的关系。所谓“内”，指的是小说文本的表征、叙事层级和情节构造等形式层面，当然，这里的“内”也不纯粹是形式问题，它还指向作者希冀借助小说而传达的批判、讽刺和思考；所谓的“外”，则事关小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者说，它是读者试图从小说中获取的信息、情感体验和认知。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任何叙事基本上都囊括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故事指向小说表达的内容（“讲什么”），而话语关联的是小说如何叙述和编织事件与情节（“如何讲”）。有了这一层认知前提，再来对文本进行细读，《何秀竹的生活战斗》的面目便会清晰很多。在小说题目所限定的叙事对象中，“何秀竹”是定语，而“生活战斗”则成了是小说不折不扣的“题眼”。因此，接下来要讨论的无非是以下几点：何秀竹如何与生活战斗，其战斗的对象是什么？在这场火热的生活战斗中，何秀竹究竟胜利了没有？

小说第1节，何秀竹甫一出场，就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是一位来自于典型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丈夫马勋事业有成，作为全职妈妈的何秀竹由于其精明能干，在婚后迅速掌握了话语权。为了儿子多多上补习班一事，何秀竹四处斡旋、最终将补习班的孩子和家长联结成一个集体，从而实现了资源调配和人脉整合。总之，按小说中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何秀竹是一个生活家，每天最多的心思都是用于怎么在有限的资源和可能之下，过好眼下和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凭借开篇这一节生动、详实人物细节，一个精打细算、工于心计、善于从生活夹缝里杀出血路的“海淀妈妈”形象便跃然纸上。

在夺取儿子补习班这场战斗的胜利之后，作者并没有急于进入第二场生活战斗的描写（从而避免了机械复制情节模式的陷阱），而是虚晃一枪，进入了倒叙，回顾少女何秀竹的成长岁月。在何秀竹的少女时期，面对上中专还是读高中的问题，何秀竹几经挣扎，最终妥协，将机会让给了弟弟何秀山，“闻到蒸锅里散出来的面香味，她终于不再去幻想读高中的事儿了，她清楚，自己此刻的命运，就像蒸锅里的馒头，已不再可能变成其他形状”。

第2节的追溯，迅速将我们带入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生活史之中。出身贫苦家庭的何秀竹，过早识得了生活的残酷真相，她的命运受制于家庭的拮据和父母狭隘的沿街，但在内心里，何秀竹并不甘于向命运屈服。在明知读高中、继而考大学无望后，小说书写了何秀竹对自己青春期身体的关注——她用了一个土办法给自己打了耳洞，“从此之后，她何秀竹再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女孩，她是一个中专生了，一个戴着翡翠耳坠的中专生”，这是小说中极富象征意味的身体叙事，也是何秀竹的成长仪式。自此之后，小说就在“现在时”与“过去时”之间穿插讲述，用一种“缀段式”结构，为我们叙述起了何秀竹完整的成长经历（包括读中专、到珲春实习、进机械厂、恋爱、辞职、参加同等学力考试、北漂、结婚、成家、生育、经营家庭生活，等等）。

在何秀竹的成长岁月中，几乎在每个关节点，小说都会叙及何秀竹身体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其精神变迁和内在衍化的意义。例如在东北矿业专科学校上学期间，何秀竹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身体的美，不再畏惧和羞愧于丰满的胸部带来的“尴尬”，而是尊重身体的自然发育，与此同时，暗暗喜欢着学校里的何教授（作为何秀竹青春欲望的投射对象，小说费了不少笔墨刻画何教授刚强、矫健的男性身躯所散发的魅力）；进入工厂后，何秀竹与小胡恋爱，第一次尝禁果，体验到了性爱带来的欲望和生理的双重解放；在与丈夫的婚姻生活进入疲态阶段时，何秀竹热衷于到发廊做干洗，沉浸在年轻发廊小哥手指的揉搓按压中，其身体内在的隐秘欲望也得到了悄然释放（“身体起了潮汐”）……

因此，何秀竹每次的命运转变（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挫败的）都与她对自我身体的关注相伴相生。这种关注又幽微地折射出时代的症候——“专科学校、机械厂、高校扩招、工厂改制、下岗潮、同等学力升学考试、北漂、学区房”……这些构成了小说情节赖以维系的关键词，它们铺排在“缀段式”的情节构架之上，在丰富、细腻的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和人物行动中，何秀竹这一人物形象从脸谱化到变得越来越生动立体，我们仿佛看到她就站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开口说话。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千年，何秀竹如同被抛入时代潮汐中的浮标，每一次浮起和沉落，都与时代攸关。如果没有穿插叙述的“何秀竹成长史“，小说的情节和叙事推动恐怕难以为继，但这并不意味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是依靠情节拼接而成的小说，相反，围绕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这一题眼，小说还书写了与何秀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其他人物，比如专科学校期间、占用了何秀竹矿业局名额的胡杏儿，刚进学校时，对何秀竹照顾有加、视若亲妹的肖扬；向何秀竹求婚不成、醉酒误伤了自己（断了四根手指）的工友小胡；以及变成了混混、让何秀竹操碎了心的弟弟何秀山（他烧了别人房子、让原本准备返乡开五金店的何秀竹不得不将积蓄拿出来做赔偿）……这些人物的出现和塑造，从小说的功能层面来看，无一不成为何秀竹“生活战斗”的绊脚石，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小说在横向坐标上的家庭社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何秀竹之所以成为何秀竹，就在于一次次的挫败让她迅速认识了生活的真相，但她并没有就此屈服，没有低下头颅，而是在每次被打倒后，迅速起身，攻克障碍，继续前行。

如果说“过去时”情节部分所追溯的生活经历，为我们呈现了何秀竹的来路，那么，“现在时”的部分中，何秀竹与丈夫马勋看似和谐美满、实则暗藏危机的夫妻关系，则指向了某种不确定性的未来。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存在一个显性的作战对象，这些对象构成“何秀竹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提问的回答，而丈夫马勋的不满、嫌恶以及暗中的报复（不顾养花的惯例、故意大量地向何秀竹养的花浇水），则暴露了中产阶级生活内在的危机。这一部分的情节，也是何秀竹无法征服和战胜的潜在敌人，同时，这些难以战胜的敌人，也成了何秀竹反思和修正自己性格、生存哲学的“契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作为一篇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明显得益于作者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细致观察（这一点，从小说中俯拾皆是的时髦用语中可见一斑）。然而，一味地试图还原现实真相，并非小说的最终目的。在塑造何秀竹这一人物形象的过程中，社会的变动、人物命运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或许才是作者寄托其思考与批判，并尝试着理解“时代何为”的媒介所在。小说最后一节，多年未曾联系的胡杏儿找到了何秀竹，此时的胡杏儿早已罹患癌症、时日无多。她在病榻上向何秀竹“忏悔”，道出了当年占用其矿务局名额的真相。何秀竹在震惊之余，再一次被抛进了她多年来试图摆脱的漩涡中。到了这里，小说也将何秀竹与生活的紧张关系，推向了顶点——

“回北京的火车上，何秀竹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这些年的日子，想那些在她生活里来来往往的人，想命运的乖张和残忍。如果那时候，她如愿去了矿务局，自己的人生肯定跟现在完全不同。然而生活里没有如果，也幸好，没有如果。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无常，也看清了眼下自己面前的路，很宽，甚至有好几条可以选择，但现在，她会选最多人走的那条。”

何秀竹知道，再多的迁怒都无法挽回和改变既定的命数。在顿悟的那一刻，何秀竹与生活之间的缠斗，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停摆阶段。如此这般带有总结性质的心理活动，也让我们反向联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的名诗《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何秀竹选了“最多人走的那条”路，也不得不如实选择。正因如此，何秀竹个人的生活战斗史，才没有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尽管何秀竹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嵌入了广阔的社会时代的图景之中。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生活潮汐中，刘汀捕捉到了沉浮挣扎的泅水者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正是构建典型人物不可或缺的基石。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