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的家园——论沈念《空山》中乡愁审美下的抵抗与安顿

中国城镇化的急剧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致使乡愁成为了当代的精神空间漂泊，农耕文明的出离与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对照所显现的是空间维度下的乡愁情感，除却这种人在异乡的乡愁意味，他者文化视域下的移民群体也成为了被书写的主体之一。越来越多的乡村在缓慢的转型中消失了自然的本土形态，一部分如同沈念笔下的《空山》一样，在倏然间消逝。在这种乡土家园的危机之下，现代中国的“乡愁”成为了城市和乡村异乡人的共同漂泊困境。

一方面，于城市漂泊的众人而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渗透已然侵入了原有乡土生活的角落，即便回到故土家园，也依然无法找寻到曾经熟识的风景；而另一方面，于城市中的异乡人而言，他们的漂泊是文化上的、是被迫且焦虑的，他们是在外置视角下的重构与反观，而在此失去的故乡，是无法寻求到安全归属感的精神流连。

小说借助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述的母题，试图将社会层面的变革下沉到每一个个体生活的鸣思之中，在这种深沉的精神流离中消解原有的人生安定感。当扶贫搬迁过后，故土消弭，曾经固守的家园成为了无所归依的寂静空山，曾经被反复叙述的故乡家园成为了只能回望的精神场域，精神的紊乱与抵抗转化为个体承载的人伦皈依，成就了乡愁审美下的生活图景安顿。

当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固定空间的居所下生活时，他们所形成的往往是从文化到社会认同都极为贯通的共同体。因而，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之下，乡愁一直以来都是在归属感之下不断指向的精神回望。

小说以“我”、一个从大山里出来的新闻编辑记者的叙事视角，直观地记录扶贫搬迁这一历史时刻。事实上，这种大的整体性的迁徙完全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微小缩影和时代切片。在小说中，“我”是一个脱离了原有基层的所谓奋进者，这一形象在当代中国是极为常见的。

传统来看，这群人跨越了原有阶层、但由于其自身多重的原因，在现有生活状态下又只能作为精神上的异乡人而存在，这种逃遁与崩塌的回望也就直观地构建了小说的底色：“回不去的故乡”。小说借此直观地展现了工业化进程下人与家园的分离构成，人们在都市文明中失去了自我个体的表达。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对农业文明传统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都市的生活中不断地寻找心中的乌托邦。

小说在这种双重抗争中所彰显的生存危机与文化救赎赋予了“乡愁”一种全新的文化追寻的力量，扶贫搬迁这一历史时刻之中，除却那些希冀于改变命运的民众，也同样有如同彭老招那样执著地希望守住原有家园的个体。

在或愚昧或落后的刻板印象之下，小说所显露的是家园与人的分离构成之下的个人精神危机，现代的中国乡愁所注入的是更多社会改革中人群对于自我社会身份转移的探讨反思，如何回望乡村，又如何在这种状况下寻找到心灵的栖居之所，已然成为了当下关于城市文明救赎的精神探索。

现代社会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乡村逐渐在城镇生活的压迫之下消弭和荒凉，这种边缘感与异化感是生活里随之而来的隐痛，这种共同体的丧失是乡土意识在今天的无声困境，传统社会中共同性的纽带被撕裂，个人记忆无法与时代焦虑相对抗，在这种流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小说展露了一种对于地域文化的无声追问。

尽管小说是以易地搬迁扶贫为起始点，以彭老招女儿彭余燕的死亡、彭小亮的失踪为主线阐述故事，但仍然是在一个并置话语空间内不断地加入了陈劭东、赵登海、老糟等人物形象，试图在这种巨大冲击之下将城市农村、传统现代都共存展现，并伴随了对个体存在的建构性归宿阐释。

小说所选取的几个人物不同程度地代表着中国乡土社会这一代。从陈劭东来说，在故事刚开启时，以叙事视角“我”所观察到的陈劭东实际上是不那么讨喜的，尤其在彭余燕的“自杀”真相逐渐剥离出原有的迷雾后，陈劭东的形象在某种难以言表的状况下成为了一个近乎“渣男”的代名词。他同彭余燕的分手和之后在农村工作中所显现出的“油腻”无一不在暗示着他作为最早一代知识分子在归乡后的变异。但事实上，小说又通过他在扶贫工作中的细致入微以及后来他对待彭余燕家人的态度将这种情绪扭转了：“‘搬了新家，田园不能丢。农民有那么一片微小但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他才会生活得心安理得。’陈劭东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的设想是充分利用安置点附近的山地资源。他要像小王子一样，在百废待兴的安置点找到一朵献给搬迁贫困户的玫瑰花。”

小说将陈劭东的工作状态比作浪漫的小王子与玫瑰花，这种比拟所暗示的是一种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情怀，于他而言，尽管他已然脱离了所谓的农民阶层，但他仍然是最了解乡村生活的人。

同样的角色置换也出现在叙述者“我”的身上，小说在诸多层面都不断地暗示了“我”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对于返乡三个月去追踪扶贫搬迁工作，一开始“我”是有一点不情愿的。在回到故乡之前，“我”所怀抱的是一种近乡情怯的痛楚，这种痛楚来自于不断感受到的故乡的衰落和城市文明进步的鲜明对比，对于“回不去的故乡”，“我”所抱持的是一种持续性的乡愁，这是一种无法消解也无法通过空间上的接近而缓解的乡愁。但另一方面，“我”又在一点一点地深入中慢慢缓和了原有的情绪，故乡不再是一个沉寂的影子，转而成为了一个全然新鲜的精神坐标，在被压迫的幻境中成为了乌托邦式的存在。

小说《空山》以一种绝对的沉浸姿态，在叙述者的困惑与愁绪里，试图不断地与时代洪流所裹挟下的乡村固有文明做抵抗，沉潜在生活之流中对当世的精神安顿提出追问，诸多情绪共同被察觉为深刻却柔软的矛盾。当个体的存在本身被投放为某种时代奥义的尖锐线索时，小说呈现出了一种关于命运的旨归。或许在嘈杂的本质背后，那些被安顿的精神场域才是生活的乌托邦。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