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展望

　　一

　　19世纪末，在反清排满的浪潮中，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其遭遇而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开始，关注的热点主要在于“哭庙案”，安全着眼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后来，渐的论及其评点成就者，其中以邱炜萱的《菽园赘谈•金圣叹批小说说》较为深刻。邱文与小说理论之研究有关的内容大略有三个方面：一为小说批评史的回顾，指出“小说之有批评，批起于明季之年”，“得有钟伯敬、李卓吾辈，竞为批评小说之举”;二为小说批评论，指出“小说之当有批者四”，“虽曰小道，不可废也”;三为对金批的评价，认为圣叹的评点是“托小说以见意，句评节评，多聪明解事语;总评全序，多妙悟见道语”。这三个方面皆颇有见地，唯失之粗略，尤其是对于金氏的理论建树，未作具体评述，未免遗憾。不过，百年前有此见地，已属难育。邱氏之后，继续这一话题的有狄葆贤、黄摩西等。其时已入20世纪。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小说丛话》中，极力褒扬金圣叹，认为金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司马迁、斑固，指出金批乃抒写“满腹不平之气”。但他对金氏的理论也未以朋所阐发。黄摩西则与邱、狄大唱反调，他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几乎一笔抹煞小说评点史：“《水浒》本不讳盗，《石头》亦不讳淫。李贽、金喟强作解事，所谓买椟还珠者。《石头》诸评，更等诸郐下矣。”而《小说丛话》则把金批贬斥得一无是处：“不幸而有鼠目寸光之金采，黄鼓雅说。”其说虽偏颇，却与邱、狄之说一起，遥开现代小说理论史研究之先河。

　　现代人对中国小说理论史的研究，也是从金圣叹入手的。1920年，胡适《水浒传考证》首开风气，他称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称赞其小说观“何等眼光，何等胆气!”但对于金批的具体内容则斥为“八股”、“理学”、“极迂腐”。这典型地表现出“五四”后一代学人受西方观念影响下的学风。其后三十年间，见诸报刊的研究、介绍金圣叹的文章约18篇，而14篇涉及其小说理论。其中较有分量的为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而由此文引出的鲁迅《谈金圣叹》一文，虽在文化批判方面独具只眼，但就本领域而言，则对后来(尤其是解放后的三十年中)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三四十年代，批评史著作中亦有两种涉及金圣叹，一为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将金与李笠翁并列，称他们“都有辟草莱的成绩”;一为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其中列有“金圣叹”之专章，对其小说理论批评甚为推许，且有恰如其分的摘谬，唯惜体例所限，仅勾勒大略而已。对于金圣叹本人的研究，以陈登原1934年出版的《金圣叹传》最为重要，该书篇幅虽短，但于材料之搜罗考辨甚见功中国功力。

　　在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进展，就是“脂批”的发现与研究。1928年，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33年又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分别介绍、分析了甲戌本、庚辰本的情况。不过，他所著眼的是脂批对研究作者、版本及文本的意义，并未直接论及小说理论问题。

　　自1920年至1949年，对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到李卓吾、冯梦龙、毛崇岗、吴研人、梁启超、王国维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关涉小说理论史的单篇论文26篇，其中有关金圣叹的14篇，占54%，有关李卓吾的3篇、王国维的3篇，各占11.5%，带有总论性质的5篇，占19%。由此，可大致看出两个问题：1.本世纪前半叶，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研究的重心虽有些畸轻畸重，但基本符合于理论史的实际情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出版的阿英《晚清小说史》，其首章专门列出“小说理论”的节目，勾勒出晚清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讨论一个时期的小说理论之发展史迹，似以此文为滥觞。

　　小说理论史研究的后一个三十年(1949—1978)，论文的数量较前有明显增加，但总体水平并不能令人满意。这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上。这期间，国内研究文章68篇，其中有关金圣叹的41篇，占61%，有磁李卓吾的10篇，占15%，脂批文章5篇，占8%，而有关张竹坡、毛宗岗、梁启超、王国维等各自二、三篇而已，总论性质的4篇，占6.1%。范围没有扩展，而畸轻畸重的现象却更为明显。

　　其次，学术研究受政治气候影响较大，上述文章中，半数以上近于大批判稿，严格讲算不得学术论文。以金圣叹研究为例，三十年间有三次高潮。一为1955年前后，有文章6篇，专着一部，以何满子《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一书(1954年)较有分量，其要旨如开篇所言：“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将原书作了许多恶意的歪曲，居心叵测地作了不少窜改，加了许多反动的评语，蒙西子以不洁，深重地荼毒了这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的古典巨著。”而其论证大抵如“企图篡夺《水浒传》这一革命著作作为统治阶级所用，金圣叹是煞费苦心的。他用尽了他武库中的全部兵器，命同了各种诡谲的伎俩，也即是说，他注入这部伟大作品以大量的毒汁。”这是三十年间关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唯一专着，故不吝辞费稍加引述。应该说，如此学风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也令人遗憾的。第二次高潮在1964年前后，有文章21篇。其中稍早的几篇，或认真研究金氏其人其说的某些具体问题(如刘世德《金圣叹的生年》、傅懋勉《金圣叹化夸张》等)，或较为平和地讨论对金圣叹的评价，尚属正常的学术研究范围。而1964年，针对张绪荣《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一文，多种报刊集中发表了一批驳斥文章，如《贯串着阶级斗争思想的反面教材》、《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等，基本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第三次高潮在1975年，有文章近20篇，以罗思鼎《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为代表，基本可划到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

　　第三，在为数不多的认真的学术文章中，对文学理论的正面研究更是少得可怜。仍以金圣叹研究为例，十余篇学术论文中，多数讨论的是“哭庙案”、金圣叹阶级立场之类的问题。偶有言及其小说理论者，或摭拾片言只语、浅尝辄止，或较为生硬地套入某种现代理论框架，很少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

　　当然，这三十年中，还是有一些差可自慰的成绩。这首先当推俞平伯1954年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此为小说理论批评领域的第一部资料性专书——当然，编者本意未必属意于此。其次，对晚清小说理论的研究相对繁荣。这既表现于一些较好的论文(如刘伯青《晚清的小说理论》、梁淑安《近代小说理论初探》等)，也表现在多数文学史著作均设有关章节加以述评。复次，60年代中叶有几篇关于《水浒》李批的文章，较为集中地讨论其理论价值及真伪问题，在材料考辨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另外，一些学者在压力之下坚持严肃认真的学风，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学术品格也是值得钦佩的。

　　总之，小说理论史的研究在这一个三十年中，没能正常地发展、深入，就总体水平而言，仍处在萌芽的延长期。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是在70年代未走向繁荣的。1978年11月，《中国历代文论选》编写组的讨论稿发表于《光明日报》，其中郭绍虞特别指出研究古代小说理论，尤其是小说评点的必要性(1980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前言与选目都体现出这一观点)，这一发方实可看作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态度转变的标志。而由于这部文论选教材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所以又启发更多人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在其后的五六年中，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前五六十年。具体而言，有如下六个方面：

　　1.研究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各类报刊发表相关文章的作者超过百人。其中有小说史、批评史领域享名已久的老一辈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但主体为五六十年代毕业的一批中年学者，从而形成了很有发展潜力的学术梯队。从地域来看，研究者相对集中于学术基础较好的几个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湖北、辽宁等，形成了有利于切磋研究的学术环境。

　　2.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且趋于合理。在1979至1985年的二百余篇论文中，有关金圣叹及其小说理论的78篇，不到40%;有关李卓吾的10篇，占5%;有关毛批与张竹坡的各12篇，均为6%;有关脂砚斋及《红楼梦》的评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在内)共33篇，占16.5%;总论性质的41篇，占20.5%;其他还有冯梦龙、凌濛初、李渔、但明伦、梁启超及早期小说观等，均进入了研究范围。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