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飞廉：机器与《春夜》

　　2021年年底的一个月，急景流年唉，时间在混沌宇宙与疫霾世界哗哗流淌。我沉浸在蔡骏兄的新作《春夜》里，几不可自拔。自《荒村公寓》之后，我重新来研习他的文本，其间已逝去十多年，经过十余部长篇小说与四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四五百万字西游取经般的艰辛磨砺，他已经由一名崭露头角的网络青年作者，成长为殿堂级的小说家之一，足以代表我们“70后”一代人的文学创作实绩。围绕着“爱与坟墓”这个人类永恒之主题，他的文学畛域，也由唯美感伤的悬疑墓园出发，如息壤一般，成长为悲欣交集的婆娑世界，终得破除所谓纯文学与类型小说画地为牢的自限魔咒。我是在湖北乡下老家的灯下，读到《春夜》的最后一页的，目光在强迫症般的五次改稿的记录上停留了半天，然后推开椅子，披好棉衣，上到三楼的阳台上抽一支烟。楼台之外，是云梦泽的寂寂冬夜，草木荒荒，天上寒星历历，不停地有飞机闪着尾灯，在群星中间，萤火虫一般，南来北往。我在手机上写微信给蔡骏：“《春夜》既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小说，又是都市小说、悬疑小说、自传体小说，将中国的古典传奇传统和西方的长篇小说传统结合起来，我在老家读完，振奋，祝贺骏兄，虽然有点迟。这是我们这代人，能够写出的杰作。”

　　我们行内的人，都明白工业题材的可贵。究其实，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进入工业社会晚，又时间短促，由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由燎原的星星之火，到门类周密的全工业体系，大概是花掉一百年左右的时光，历经三四个世代。一百年后，我们又因为技术的飞跃，向信息工业与数字化社会狂飙转进，不出意外的话，以重型机器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可能也只好封闭在区区一个世纪了。这是一个短暂的钢铁的春夜，降生在这个春夜里的作家，自然是稀少的，也是有福的，是喜悦的，也是痛苦的，他既要写出赞歌，又要致上悼词。蔡骏是工人之子(父亲指甲缝里常年有机油)，由工人的社区医院里出生，在苏联式红砖楼工人社区里度过完整的童年与少年。与进城“50后”、下乡的“60后”比较，他们是避开乡村桃花源，在工业的乌托邦，倾听着机器的轰鸣，抚摸着冰凉的钢铁，嗅闻着机油气味，全天候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像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离开乡村，梦想是忙时种地、闲时做一名木匠一样，忙着装配矿石收音机的少年蔡骏，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他的梦想，大概是造出汽车与永动机之类。这样沉浸式的人生体验，与道听途说、田野调查，甚至是人类学的深描都不同。作家被命运抛入工人社区，他的上手世界、周围世界、生活世界首先被机器所主导，他首先要回应的，是“春申机械厂”这个已经在此的钢铁大他者。

　　所以在《春夜》里，机器也是主角。机器由精通车铣刨磨的、有男性气质的、义结金兰的工人师傅们制造、装配出来，又去生产更多新的机器，再生产出工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以子女、师徒为次序的代际传承。机器是工具，是象征物，也是工人叙事的线索。蔡骏小说中的机器还不仅如此，它们承载着祝祭的功能。死于1990年春申厂语焉不详的谋杀案的建军哥哥，将他的青春献给了永动机。这在后来的《蜀山剑侠传》与《射雕英雄传》里都有回应，所谓的人剑合一、人车合一，并非是升级出善良的钢铁侠或者邪恶的机械怪兽，而是要生成技进乎道的共同体。所以机器有灵，工人有义，这可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工业化进程中最迷人的地方：狂暴的机器没有被资本掌控，将工人们推向异化的悲惨境地，而是与工人们互为主人，结成了灵与肉的同盟。当然，这也是蔡骏的工人叙事最迷人的地方，他将这一段灵光写出来了，充满了由无意识之海里涌现出来的脉脉深情。

　　由这个工业的无意识之海里，涌现出来的还有蔡骏精湛的叙事技艺。蔡骏默默研究古今中外小说家、导演们的文本，大概有很多年，在他列出来的名单里，有蒲松龄、徐邦维、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森村诚一、夏树静子、铃木光司、松本清张、东野圭吾、斯蒂芬·金、丹·布朗、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高罗佩、卡夫卡等，可以见证一个作家在书房里漫长孤寂的学徒生涯，一如张海在工厂车间中的学徒期。公案、推理、侦破、悬疑小说，固然有“破案”“解谜”“破译密码”“捉拿凶手”等程序化的、交给读者去同中求异的路数，但蔡骏对这些中外师傅们玩转的线性叙事显然并不满足。他谈到过他对博尔赫斯“圆形废墟”结构的欣赏：“在我的许多小说里，故事都像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圆形废墟，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任意地在故事的轨迹上截取一点，都可以为你打开一个秘密的暗门。”这样无数条“贪吃蛇”一般构成的圆环，通过倒叙、预叙、闪回等策略，回旋在逐渐展开的故事中，将人物与事件卷入其中，将之前的线性推理故事综合成循环往复的悬疑簇集。

　　但我还是怀疑，这些后天对叙事技术的学习，真正的作用，大概还是激活了一个工人的孩子对机器结构的先天领悟能力：与其说他在用“圆形叙事”的技法讲故事，不如说他在用设计复杂机器图纸的能力讲故事。“我”组装的矿石收音机，是依据电路的原理，将各种电子元件通过纵横的路线连接起来。当这个结构通电之后，它就有收纳全世界的消息的能力，再向前一步，甚至可以超越共时的局限，接收到过去或者未来的消息。“我”的欲望对象小荷，虽然也有蔡骏“聂小倩”式女主角的影子，但这个聂小倩毕业后入职江南造船厂，能够画出“好望角级游轮、10000TEU集装箱船，也有国产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图纸。“我”父亲老蔡师傅，领着工友与徒弟修理已经嵌入老厂长魂灵头的“红与黑”：“用一台焊接机，将红颜色车顶，红颜色引擎盖，ABC六根柱子，焊接上黑颜色车身。车祸撞烂的进气格栅，前挡板，车侧扰流板，保险杠，电路，等等，汽车坟场淘来替换。”这辆涅槃重生的桑塔纳，成为春申厂的“厂魂”，也成了这部《春夜》的“文胆”。“我”的好友张海，父亲的徒弟，实际上是“我”的另外一个分身，他送给“我”的礼物行星齿轮，是春申厂最后一件产品，汽车变速箱配件：

　　在我手掌心转动，太阳贴贴当中，俨然是哥白尼的上帝，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由近及远，各司其职……张海的行星齿轮，发出咯咯咯声音，齿轮与齿轮摩擦，每一颗行星都掉转方向，围绕太阳转动，也围绕着月亮转动，围绕地球转动，围绕上海转动，围绕巴黎转动，围绕苏州河转动，围绕塞纳河转动，围绕春申厂转动，围绕我爸爸转动，围绕厂长转动，围绕红与黑转动，变成一颗陨石，穿破大气层，跌跌冲冲，打了地球一拳头，冒了火星，哧啦哧啦，呼呼烫烫。张海从未消失，他一直在我眼前，一直在转动，如星辰，如浓雾。

　　我们可以将《春夜》的结构看作是“我”的收音机线路，或者老蔡师傅重建的红与黑的结构图，也可以看作是小荷画出的船舰的图纸，但它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张海的这个“行星齿轮”。作者正是这样，通过对近百年时间的压缩，对以春申厂为核心的世界空间的压缩，对春申厂三四代人并与之相关的全世界的人们的压缩，来建立起飞快旋转的叙事结构。《春夜》的叙事，也特别具有回旋的速度感，一种强大的内爆的力量，也因此成为一个以春申厂为核心，向宇宙展开的召唤结构。

　　顺便说一下。我引用的这一段，也可以成为分析《春夜》语言特色的例子。这些句子短促、精确，来历不明，有一种加速的速度感。评论家刘艳说《春夜》是“文学实验”，由语言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量子加速器的实验吧。她说《春夜》“如汉赋般华丽铺排的流畅叙事，与小说暗蕴和层叠的隐喻、象征和复杂意象俱在，并且交相辉映”，指认的正是这个“五星齿轮”叙事技术。她说《春夜》“如汉赋般铺排富丽的语言，多是短句，几乎颠覆了你对于纸上阅读小说的所有既往经验”，并引用已故评论家黄孝阳的话：“感觉句子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有清脆声响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也好，汉赋般铺排也好，其实都还没有将这样一种量子加速一般的文字内爆的力量描写出来，因为这样的文字，不是诗经楚赋，也不是唐诗宋词，它已经离开了田园牧歌，是一种工业的、机器的、粒子的、电流的语感，它有一点像当年惠特曼诗中写的：“我歌唱带电的肉体。”这是一种灵与肉，田园与机器交会的新的汉语。

　　话说回来，“行星齿轮”并不是《春夜》里最高级的“构形”技术。“我”的最初的使命，其实是要接受建军哥哥设计永动机的任务。“费文莉打开抽屉，翻出一卷图纸，也是复印件，我慢慢交打开，像荆轲刺秦王，一点点暴露出督亢地图，密密匝匝线路图，写满数字跟英文，蝇头小字说明，直到图穷匕见，永动机，像一只摩天轮，挂了几十只吊厢。”“电唱机里，意大利语歌词，拆分成蝇头小字，重新排列组合，一点一点印到图纸上，绘图笔勾勾画画，空白几块，填得扑扑满。建军说，赞。永动机转起来了，却没有发动机声音，转得安静，速度却是飞快，好像吃了枪药，赶了要去投胎。图纸上的汽车，由二维升到三维，真的变成一部车子，跟红与黑一式似样，进气格栅上车标，变成春申厂的厂标。建军坐上去，点火发动，挥手说，再会。我说建军哥哥，你去啥地方?建军说，来世。永动机的红与黑，掸破小房间的墙壁，冲出春申厂大门，渡过忘川水，踏上奈何桥，去吃孟婆汤了。”所谓的永动机，就是机器凭借复杂结构最终获得了主体性，得到了解放，与制作它的人，达成了主体间性。

　　小说里，这样非凡的机器，作为新中国一代代工人们的最高梦想，现在已经交给了“超导托卡马克可控热核聚变(EAST)”团队，这个模型能否成功，事关地球的命运。原力与欲望裹挟着我们，加入这个无比复杂的叙事机器，在其中演绎我们的命运。

　　在《春夜》里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永动机的设计，但是，《春夜》之外的作者蔡骏，却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永动机”般的文本，它是一个压缩时间与空间的非凡的结构，精微而复杂，玄之又玄，以非凡的速度在旋转之中，在这机器的春夜，“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一种奇观文本，已经被这个大师们的刻苦学徒创造出来，涌现出全新的诗意。至于这个机器与“都市”，与“悬疑”，与“自传体”的关系，新年里，我们得空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