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以长篇小说《前夕》中黄俭之人物形象分析

　　长篇小说《前夕》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靳以的代表作品。此作以北平为背景，书写了“七七”事变之前一个破落官?家庭黄家不同人物的的性格、心理和命运。小说特别注意勾勒时局的变化，以及“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社会情态。在抗战背景下，《前夕》延续了靳以整个创作的主题，比如毁灭与新生、批判与歌颂、忧患与希望，并在巨幅的容量中得以无限重复与放大。其中，黄俭之这一人物形象，是靳以本意所批判的旧人物的代表，不过由于在创作中对人物具有较为深切的体察，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作为一家之长的黄俭之，是以时代落伍者的面目出现的。由于年轻时得到一个道尹的赏识，他在官场飞黄腾达，不过在故事发生之时已经赋闲在家，靠拿市参议的薪俸度日。他一方面要维护自身的尊严，另一方面却常呈现出典型“多余人”的无力之感。作为失势的旧官僚，黄俭之有明显的遁世心态，既对佛道星相感兴趣，又常常借酒浇愁。他还常因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抱怨：“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这算什么年月?”“没想到时代变了，变成这个样子，说新不新，说旧又不旧……”

　　黄俭之还保留着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酸腐习气，自命为“无尘居士”，把名为“俭斋”的书房装饰得古色古香，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实际上这不过是爱慕虚荣罢了，他不但不看书还在书的后面放满了陈年佳酿。他也不满意自己的这种状态，时常为嗜酒贪杯而忏悔，然而却不曾真正改过。其中颇为传神的是对其书桌的描写：

　　更使这间房子像一间读书室的是那一张大书桌，案头有一方大石砚，一块墨已经碎成许多块，因为没有人动，还保持它的原形躺在那里。笔筒里插了大大小小十几枝毛笔，还有一根马尾的拂尘。笔洗的水早已干了，墨迹留在底上，还有两三个小虫不知道已经死了几个寒暑。一部线装的辞源和康熙字典占据了两个案角，留在书桌中间的不是书，却是一个白铜水烟袋，一个江西瓷的小茶壶，一把梳子，还有一部麻衣相法。时时还有一个小茶杯，充满了酒气，却并不永远是那一个，有的时候为表示决心把它打碎了，随后又是一个新的。

　　陈旧的书籍与常摔常新的酒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含而不露的嘲讽方式传神地勾勒出书桌主人的精神颓废与矛盾。

　　当黄俭之听到长女静宜决定承担家庭重任后，“被感动得眼眶里都装满了泪”，“他那本来就显得小的左眼抽动看，把泪水都挤出来，顺着面颊流……”懦弱而又自私的猥琐形象活灵活现地暴露出来。但是靳以并未止步于丑化处理，而是对其内心世界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他也许爱静宜，――可是那不是爱，是怜悯，他知道那不是一条正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这个做父亲的人，不知道是怜悯女儿还是怜悯自己”。这显然将一个在大时代面前，无论国事还是家事，都无法应付裕如的破落士大夫形象活化了。

　　虽然已然跟不上时代的脚步，黄俭之却不忘记维护自己的威仪，“他是刚愎的”。“他除开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还是一个丝毫不苟的教师”，他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如果读书有过失还要受到责罚。但黄俭之毕竟逐渐丧失了父权地位，文本通过“家庭会议”生动地传递了这一过程。这个会议原是黄俭之整顿家庭秩序、维持封建家长尊严的象征，作为全书的重要纽带，起到了把国事与家事串联起来的作用。当静茵与男友出走引发第一次家庭会议时，虽然黄父以革新为名鼓励全家人自由发表看法，“可是事实上每次总由他强制地把他们找到客厅里，依着次序围着长桌坐好，静宜还要做记录，从头到尾总是他一个人的话。”但是，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荏弱性，他虽然表面严厉，已经无法管束长大的儿女了，所以这一场面带有很浓的戏谑成分。后来每一次会议，都使读者真切感觉到，黄俭之的威严逐渐失落，他的时代真的一去不返了。

　　黄俭之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具有强烈的守旧性，不同于静玲等年轻一代与时俱进的时间观念，支配他的是传统天命观。他也曾有信心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振兴家业，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最终只有这样的叹息：“算了，哪里还有好运气转得过来;这也都是气数，非人力所可为者!”

　　不过，黄俭之在潜意识中还有一丝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对传统文化陋习表现出不满情绪，如对逛庙会“男左女右”的现象就深恶痛绝：“真讨厌，中国人惯于维持这不彻底的礼教!”黄俭之最可贵的一面，是最终体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但同样挣脱不了陈腐的皇权观念和道德意识，比如这样表达对当政官僚的不满：“当初做官的也不能这样，总还有一个皇上，尤其是守土有责的人，那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真得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那份决心;现在简直是一些汉奸小丑，一点旧道德也不讲。”在外敌入侵之际，他还以无比的民族优越感，提出消极的异族同化论：“凡是入侵中原的外族，总是被我们同化，以致走向衰亡的路。”混乱的价值标准异常明显地集于黄俭之一身，充分显现了不同时代、文化、环境的断裂与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