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到了小说结尾，已经离开北望园的叙事者借助于对依然居住在北望园的人们的拟想，把这种对意义的问询进一步提升到存在主义的层面：

　　今天是七月一日了。桂林北望园的夏天该是怎样的呢!林美娜还是在掘蚯蚓吗?若是那些鸡雏壮大了，那么她在熊星睡着的下半天作些什么呢?她是从来不读书的，也不翻杂志，那么她的生活不是会有一段空白吗?她会在这段空白的时间感到空虚吧!正如杨村农，他若不是每天有着进城去一趟的小欲望，他若不是每天回北望园有着自谴太晚的忧虑，那么他的生活就会空虚的，一个人连点小的忧虑都没有，那是怎样可怕的虚无啊!

　　虚无感最终仍是生成于意义的空无，而战时生存的空虚感可以说是笼罩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的时代病症。在诸如《围城》、《马伯乐》、《憩园》、《寒夜》、《呼兰河传》、《倾城之恋》、《复仇》等小说中，我们都能隐隐地察觉出意义远景的缺失带给叙事者或小说人物的心灵空洞。而对空虚感的体验和对意义的寻求可以说构成了《北望园的春天》的核心。或者说，对小说家骆宾基以及他所设计的小说叙事者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小说和世界的意义的问题。在以启蒙主义的思想史脉络为背景的小说观念中，世界应该是有意义的，小说由此也是有意义的，而小说力图呈现的，即是对世界的意义和意义的世界的探寻。传统小说的写作和阅读正是基于这种不言自明的共识。雅克·里纳尔在《小说的政治阅读》一书中说：“在资产阶级传统文学范畴中，意义是大声说出来的，它置于人们眼前，因为它已经被写作者说出来了。”{18}这意味着先于小说存在的世界本身具有自明的意义，小说所要做的，只是把这种先在的意义大声说出来。然而，这种根源于世界并内在于小说的意义图景在战争年代成了问题。

　　与意义的追求相关的是，《北望园的春天》也试图处理关于人的具有某种形而上色彩的话题。小说中有一段赵人杰向叙事者讲述自己故乡“望青的人”的情节：

　　我们那里不兴这个，不过你说的那种声音，我可以想象到的。我们那里也有看地的，叫作望青的人，他们都带着枪，他们听到什么动静，只是朝空打一下空枪，可是偷庄稼的人听见就要跑了，一跑嘛，望青的人就循声追去了，他们放枪原来就是试探偷庄稼人的方向的。他们都是猎手，那本是打猎的法子，可是他们用到对付人上了，又一样的灵验。人在某时是聪明的，在又一个时候又愚蠢的和野鸡差不多了。

　　对乡土经验的讲述突然间就上升到对人的体察和思考之上，这恰恰是在20世纪40年代作家中带有普泛性的联想脉络。战时语境提供的全新体验，使作家感受世界、体验人性、把握人的处境的方式以及感知文化与政治情境的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北望园的春天》这类书写战时知识分子的小说中，对人的思考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式的关切已经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呈现战时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渺小卑微、心理世界的空虚以及人的处境窘迫的感受，刻意摒除的是启蒙主义的理性远景。作为修辞、认知和表现模式的反讽的生成，体现了战争年代作家对自身处境、人性现状以及历史语境的认知方式的复杂化，其中就包含着作家对无法控制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进程的讽喻性呈现。克尔凯郭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反讽是“作为把握世界的反讽”{19}。

　　不过，文学史研究者需要自觉的是，战时语境并不一定能渗透到任何一篇具体文本的生产环节中。换句话说，战争并非对解读20世纪40年代的每篇小说都有效。尽管战争作为大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依然制约相当一部分文本的解读视野，但是普泛地引入战时文化语境仍会给人一种笼统的感觉。找到文本中通向战时文化语境的具体中介，才是把问题引向具体化的途径。对《北望园的春天》来说，这一中介或许是叙事者对战时人性状态和心理处境的观察与呈现。战时生存境遇的贫困、生活丧失意义的无聊感以及远景的匮缺，都侵蚀着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而如果引入战时作为整体性背景的文化语境，我们会发现骆宾基最终是把叙事者和他观察、评价的人物放在一起观照，这时，作为小说叙事姿态的反讽就同时指向了叙事者本人，反讽中就蕴含了对叙事者的自我嘲弄和反省。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