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少儿小说的历史担当与艺术追求

战争年代：“零距离”的接触

　　从现有资料考察，最早涉足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是陈伯吹。1933年，陈伯吹接连出版了两部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童话体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们》。小说塑造了“华儿”这一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儿童形象，表达了“誓以全力抗战”驱逐日寇的意志。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大鼻子的故事》《少年印刷工》《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小说，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背景，反映了都市儿童高涨的爱国热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期间，无论是大后方(重庆)、根据地(延安)还是“孤岛”(上海)的儿童文学，都有直面抗战、砥砺意志的精彩儿童小说面世。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萧红的《孩子的讲演》、司马文森的《吹号手》、秦兆阳的《小英雄黑旦子》、周而复的《小英雄》、柯蓝的《一只胳臂的孩子》、苏苏的《小癞痢》、贺宜的《野小鬼》、董均伦的《小胖子》、苏冬的《儿童团的故事》、刘克的《太行山孩子们的故事》等。尤其是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管桦的《雨来没有死》，把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推向了新高度。

　　华山的《鸡毛信》以12岁的山区牧羊儿海娃为八路军送信、多次遭遇日寇为线索，刻画了海娃的勇敢机智、临危不乱，同时又不失孩子气，作品险象环生，一波九折，极具可读性。海娃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儿童，小说处处从“山区”落墨，使人物性格在“山区”的环境中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作为小英雄与山区放羊娃的性格两面浑然一体，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山区少年”在对敌斗争中成长的方式。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则刻画了一位生活在水乡的孩子，同样也是小英雄与孩子气有机融合的典型。雨来善于游泳、淘气、好动、点子多，这些儿童行为的描写既丰富了雨来的性格，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小英雄本色。海娃与雨来的成功，说明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形象来展现中国人的斗志，需要肯定、褒扬这些“有志不在年高”的少年英雄，激励感召千千万万的孩子。

　　第一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直接诞生于战火纷飞、全民抗战的激情燃烧岁月。与战争的“零距离”接触，是第一波小说的显著特点：作家本身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参与者、目击者，因而作家本人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处于战争环境，作品的题材、内容、形象完全来自战争一线，呈现出时代生活与英雄事件的本真状态，写的就是身边人身边事，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都是为了直接服务抗战、赢得抗战，实现“文艺必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 (郭沫若)。第一波作品奠定了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基调，将爱国情怀、英雄本色、儿童情趣有机地融为一体，其艺术魅力至今依然深植孩子心田，同时产生了海娃、雨来那样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难以磨灭的艺术典型。

“十七年”期间：“近距离”的观照

　　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第二波热潮出现于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加强少年儿童的革命传统教育，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引领儿童，是这一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主脉。抗战题材的作品责无旁贷地发挥了这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激励当代儿童崇尚英雄、追求理想的形象读本。

　　第二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作者，他们在战争年代还是青少年，有的亲历过战争，也有的尚未成人，但对那场战争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感受。因而他们是“近距离”地观察抗战、回忆抗战、叙述抗战，所反映的人或事，有亲历、有目击也有虚构，他们期待用自己的作品在润泽新一代儿童的精神成长中发挥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胡奇的《小马枪》、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杨朔的《雪花飘飘》、黎汝清的《三号瞭望哨》、王世镇的《枪》、杨大群的《小矿工》、萧平的《三月雪》、李伯宁的《铁娃娃》、任大星的《野妹子》等。

　　小兵张嘎是“十七年”抗战儿童小说塑造的一个突出的典型形象。小说再现了抗日战争最残酷年代冀中平原的斗争场景，以“枪”为线索结构故事。从游击队老钟叔送给张嘎一支木头手枪始，到区队长亲自颁奖真枪终，中间经历了嘎子爱枪、护枪、缴枪、藏枪、送枪等一系列事情，突出描写了村公所遭遇战、青纱帐伏击战与鬼不灵围歼战等三次对敌斗争高潮。作品将人物放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正面描写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在运动中塑造了张嘎这样一位既机智勇敢、敢爱敢恨，又顽皮不驯、野性十足、满身“嘎”气的少年英雄形象。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与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的故事情节，使小兵张嘎赢得了小读者的广泛喜爱。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更传遍全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小兵张嘎的。

新世纪：“远距离”的反思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以陈模描写战地“孩子剧团”的长篇小说《奇花》(1979)、王一地描写胶东半岛抗战传奇的长篇小说 《少年爆破队》(1980)最为重要。两位作者在少年时代都曾经历了抗战，陈模本身就是孩子剧团团员，王一地还当过儿童团长，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是第二波抗战儿童小说的延续。这以后，由于整个儿童文学小说创作的兴趣与重点转向校园小说、青春文学与动物小说，抗战题材一度沉寂。进入新世纪，抗日战争再次进入儿童小说的创作视野，并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三波热潮。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创作第三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作家，全是“70后”、“80后”，他们生长在市场经济的和平年代，那场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他们只是从教科书、小说、影视以及长辈的口述中，才了解现代中国这样一场血与火的战争。因而远离历史与战争的他们，一旦选择抗战作为表现对象，就必须克服“隔”和“疏”的矛盾。想象抗战、诠释抗战、反思抗战，就成了这一波小说的重要特点。主要作家作品有：薛涛以东北名将杨靖宇浴血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情报鸟》，毛芦芦以江南水乡抗战为背景的《柳哑子》《绝响》《小城花开》三部曲，殷健灵以上海滩“孤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童喜喜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童话体小说《影之翼》，赖尔以皖南新四军抗战为背景的长篇穿越小说《我和爷爷是战友》，李东华以山东半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少年的荣耀》等。

　　第三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年轻作者，为什么如此寄情于抗战?钟情于那一代战争环境长大的少年儿童?他们究竟要表现与表达什么?“80后”女作家赖尔在《我和爷爷是战友》一书后记中的自白，可以代表第三波小说作家的心声：“我在故事的假设中找到了许多值得当代孩子们思考的问题，同时在故事中体会到当代孩子们普遍缺乏的东西。”“读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读到一种成长的责任。”——试图从抗日战争中寻找当代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宝贵资源与进取动力，这就是第三波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愿景。

　　《我和爷爷是战友》中两位主人公——“90后”的高三学生李扬帆和林晓哲，正是身处解构经典、嘲笑英雄、颠覆理想、娱乐至死的所谓“后现代”语境中，因而缺失理想、信念与追求，迷茫、郁闷找不到北。但正是战争——当他们穿越到那一场伟大的民族抗战，他们的灵魂经受了彻底的洗礼。两个“90后”，一个成了抗日英雄，一个为国捐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整部小说刻画了一幅气壮山河的“红色穿越”场景，赋予抗战儿童小说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理想的重建与召唤，精神的砥砺与升华，民族下一代重新寻找英雄、追求崇高、铸造精气神的浩然之气弥漫全书，这就是第三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重要价值与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