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

　　上述关于反讽的讨论是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对反讽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新批评派则更多是通过讨论诗歌达致对反讽的理解和表述⑧。相对说来，小说中的反讽特质则需要探索不同的研究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浦安迪将小说叙事者作为中介，是思考小说中的反讽现象的较为有效的思路：“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讲故事的人。小说的这里和那里，到处都有叙述人的插手造作，终于使我们感到在书中叙述的事件的表里二层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感。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文人小说修辞问题的关键要点，即通过一套特定的修辞手段，它始终赋予书中描画的人物和事件以一种突出的反讽(irony)角度。这里，我是从最广义的意思来运用‘反讽’这一术语的，意指心、口、是、非之间各种可能存在的差异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性引喻、典故、对话和情景方面的每一点脱节。”⑨尽管浦安迪在中国古典文人小说的研究视野中讨论反讽现象，但他对“讲故事的人”的关注，还是为我们研究小说中的反讽问题提供了具有启迪性的视野。而“在书中叙述的事件的表里二层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感”的界说，对于讨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反讽问题，尤其具有可操作性。

　　讨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反讽问题，被赵园称为“怪杰”的骆宾基创作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可能提供了一个值得分析的范例。赵园认为骆宾基“小说创作中的某种‘怪’，更可以映照一时期的文学面貌”，而骆宾基的“怪”“有其深层意义，涉及了文学观念、审美态度一类更敏感的问题”⑩。在我看来，骆宾基笔下的怪异的反讽特质，构成了我们鉴照40年代小说某种样貌的一面隐微的透镜。

　　《北望园的春天》原载于《文学创作》第2卷第4期(1943年9月15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秦先生)在离开桂林赴重庆前大约一个星期的时段内，暂住聚居着几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北望园，小说集中书写的是“我”对北望园住客的观察与评判，呈现出战时寓居在大后方桂林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样貌及精神状态。这种对战时知识分子“可鄙可笑”亦复“可怜”{11}的心灵世界作疑似精神现象学式的探究的企图，使得反讽成为小说中占据主导性的叙事调子，而且对反讽的运用，在骆宾基这里相当自觉。反讽的特质渗透到《北望园的春天》的各个层面，并由此呈现出值得从风格学甚至美学意义上进行讨论的综合性。

　　骆宾基的反讽功力首先表现在叙事者不经意间对人物的个性和气质的洞察。如对“我”的朋友杨村农夫妇的刻绘：

　　(杨村农——引者注)是国内有名的政论家，担任着某大报的星期论文的撰述，人却又不象你所想象的政论家，倒象一个俄国风的好心肠的地主，在杜斯退以夫斯基笔下所写的：身体粗胖，常叹息回到国内没有啤酒吃。

　　太太婚前是个当地极获人望的教育家，严肃而又有礼貌。北望园的邻居们对她总是十分恭敬里带着八分畏惧的。她叫胡玲君。日常穿着一身蓝布的长袖旗袍，和邻居碰面，总是用一个中学校长对待教员的姿态打招呼，就是说眼睛望着你作出并不讨厌你的笑容。

　　用餐时我们是彼此没有声息的，只是杨村农喝汤的时候，嘴唇作出吸气的响声，而且羹匙常碰着碗，叮当的响。他们夫妻彼此也很少交谈的。{12}

　　“国内有名的政论家”杨村农身为“海归”，却没有学会饭桌上应有的西方礼仪，用餐时制造的各种声响与叙事者不断强调其作为“又高贵又尊严”的“绅士”之间就构成反差。而由一句“俄国风的好心肠的地主”的比喻引申出的“身体粗胖，常叹息回到国内没有啤酒吃”的描述，则表现了杨村农心宽体胖的天性与行为的粗俗。至于杨村农的太太胡玲君，叙事者选取的“作出并不讨厌你的笑容”的“作出”二字，最能体现“我”对自己的观察对象的皮里阳秋的微讽态度。

　　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着重强调了语境对领悟反讽的重要性：“反讽作家与讽刺作家不同，他不仅倾向于掩盖自己对所论及的主题的态度，而且还依赖于一系列公众所共有的假定与偏见，借以建立反讽的上下文。”{13}所谓的“上下文”即语境，对反讽的领悟通常要依赖语境提供的为读者所能体察的公众常识。福勒举了个例子，“他是个聪明的家伙”中的“聪明”想表达的意思却是“笨拙”。在日常对话中，用“聪明”表达“笨拙”可以通过诸如语调以及身体语言暗示出来，但在文本中只能通过语境来领悟，单从“他是个聪明的家伙”这一句话不可能看出“笨拙”的涵义。因此，语境就成为表现反讽和领悟反讽的重要途径。如《北望园的春天》中关于杨村农的反讽：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