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与我

　　有一次，在上海植物园游园的知青们中，唯有一个白头发的，那就是我，我笑称自己是“白发知青”。

　　这是几十年前我当《北方文学》编辑习惯的延续，当年主抓知青作者，退休后我这黑龙江人随老伴定居上海，结识了当年在黑龙江兵团的上海知青——我们称彼此是“半个老乡”，由此，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个，看花展、去水乡，他们到哪散心都叫着我。

　　其实，我们也难分你我，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说不完的黑龙江，道不尽的知青生活;共同的爱好是参观知青画展和议论知青影视剧，而他们最爱听的是我当年辅导知青作者的故事……

　　黄酒有五年陈、十年陈，我和知青交往是“四十年陈”了。对那些远离大城市、远离父母的大孩子，我有种母性的心疼，北大荒的风雪、粗粮，他们能适应吗?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垄沟垄台，他们干得了吗?可我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我只能对爱好文学的知青尽点心。

　　当年黑龙江兵团的北京青年肖复兴当然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车换车地到他所在的偏僻养猪场，请他修改《照相》一稿。到了80年代，他写了《她在北国的风雪里》，发表在《中国妇女》上。有许多细节，我是看了文章才想起来的。他修改后发表的《照相》，是他的处女作。此后，他举足迈入文坛。他曾寄来他的上幼儿园的儿子肖铁用彩笔画的大公鸡。而眼下，我正在看肖铁在美国念博士时翻译的卡佛小说《大教堂》。

　　插队在大兴安岭林区的，还有一位上海女知青朱哂之，她的头一篇小说《那时，我穿着黄棉袄》，就发在我们刊物的“初写者园地”的头条。我很激动，给她去信说，她写林区的知青生活，厚实、生动、有个性。记得我写了两三页纸(当时众多作者只能收到编辑部的铅印退稿信)，而她的回信却只有半页纸，这在我是很少遇见的——这也体现了她的自尊。她接二连三来稿，《密林深处》发在刊物的头条，还有的发在散文栏目头条，她几乎成了我们刊物的“头条作者”。后来，我们在哈尔滨旅社办小说班，发信邀请她来参加，这才第一次和她见面。但是，见面即是告别——她这个在大兴安岭劳动了13年、最后一个返城的上海知青，兜揣车票，特地在哈尔滨下车，来和大家告别。她明天就返回上海了。作者们都想见见她，于是我便领她去各个房间看看，她是进一个房间就行礼，深深地一鞠躬，可是始终没说什么话。一年后，我去上海组稿时，才知她从千人应聘中脱颖而出，被上海电视台录取，当上了记者和编导。这时候的她，话多了。她是这样说的：“现在这个时候，有人找我，我不会动心;而你们是我在山沟沟里发现我、肯定我的，所以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我到上海定居时，她已和丈夫去澳大利亚多年了。《北方文学》要出“知青上山下乡”的纪念专刊，请我这当年的编辑帮忙约当年的头条作者写一篇。我当然愿意帮这个忙，电脑上E信往来几次，最终敲定。她幽默生动、痛快淋漓地写了描绘当年大兴安岭知青生活的《食为先》。看了此文，认识不认识她的人都叫好，这也让我这个七十多的老人，重又过了把编辑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