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小说理论述评

　　其二，王国维在接受“天才”说的同时，再三强调的还是作家的后天阅历与修养。如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他就精彩剖析了文学创作不可迷信天才的理由：“虽最优美、最宏壮之文学中往往书有陪衬之篇，篇有陪衬之章，章有陪衬之句，句有陪衬之字，一切艺术莫不如是。此等神兴枯涸之处，非以古雅弥缝之不可。而此等古雅之部分又非籍修文学养之力不可。”27在《文学小言》中他也多次提示天才之不可迷信。如“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28这里，“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等不就是作家阅世的诗意写照吗?总之，天才对小说创作是重要的，但光有天才是远远不够的。鲁迅先生说：“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29话是为记念刘和珍而写的，不过，“深味悲凉”恰恰也是一位鞠躬尽瘁、负重前行、深味人生苦痛的“客观之诗人”无意间为王国维“阅世”说做出的生动注解。

　　第四，“描写人格”说。今天讲小说创作应该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人物性格为中心任务是老生常谈了。可是，王国维提出小说创作要“描写人格”并不只是描写人物性格这么简单。他说：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30

　　元代杂剧中，诸如窦娥、崔莺莺、张倩女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不可谓不鲜明，为何王国维还要批评作家们“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呢?他所谓的人格是什么呢?“《桃花扇》则有人格矣。”《桃花扇》究竟写了什么够得上“有人格”呢?我们有必要看另一则材料了：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关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31

　　原来，《桃花扇》是塑造了柳敬亭、苏昆生这些人物形象才被王国维称为“有人格”的。相比之下，《三国演义》做为一部鸿篇巨构的小说，这样的人物形象太少了。所以，王国维贬斥《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而关、鲁、柳、苏等人“有人格”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王国维看来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实践理性”是康德首创的概念，指的是纯粹的道德意识，认为不计较实际效果的善良动机才是道德的基础。这显然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自觉了。以此来要求小说创作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然也就不同于后世的典型人物理论。所谓“典型人物”说到底也就是：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应该是现实生活中某类人物的代表。它突显的是一个真假判断的标准。而“描写人格”说突显的却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实，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虚构的目的就是要给予人们精神的慰籍、情感的升华。所以，要求小说创作的人物形象应该体现出崇高的道德自觉实不为过。尽管关羽们的行为可能“毫无意义”，却足够令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有了这个，小说就拥有了无限的思想与情感张力，拥有了引领人类由苦痛走向解脱的恒久生命力。 （编辑：moyuzhai）